中国刑事侦查法制革新之构想

侦查法制应当法治化。我国现行侦查法制在价值定位、模式设定、法律规范结构诸方面,既有合理因素,也存在不少偏颇,使得侦查法制的法治化程度不高,文明水准不够,人权侵犯严重,侦查侵权责任无从追究。中国侦查法制,需要以先进的侦查文化和思想观念为指导,以科学的侦查制度和文明的侦查行为为基本目标,实现"五并重,五抑制"。在中国宪政层面,重构侦查权;在诉讼法层面,重新设定侦查规范的内容和结构,提升侦查法制的文明水准,重塑侦查模式,实现侦查政策、法制有序化,建立统一的侦查法治。     

刑事侦查构造之比较研究

刑事侦查不应当仅仅是由侦查机构代表国家对犯罪实施的追诉活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诉讼”性质。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刑事侦查程序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存在缺陷,应当从侦查权的分配;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方式;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以及辩护律师参与的范围等几方面来构建起旨在约束追诉机构权力的司法审查机制,从而确保那些处于被追诉地位的公民应拥有的最基本防御权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侦查模式的缺陷与重构——侦查权司法控制研究之二

同西方各国相比,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模式存在重大缺陷：一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不享有侦查权,侦查模式的职权色彩浓厚;二是侦查机关自行控制侦查程序,侦查模式的行政化色彩浓厚。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促进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和侵权,本文提出了重构我国刑事侦查模式的思路：（一）适度集中侦查权,实行检察机关对侦查工作的领导与指挥;（二）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使侦查权受到有效制约;（三）进一步扩大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     

近代中国侦查权独立的历史考量

作为一种具有司法色彩的特殊行政权,刑事侦查必须独立于司法审判权和普通行政权;作为一种刑事诉讼权力,它也必须具有排除党派等政治势力干扰的独立性.但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虽然也设置了如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司法警察等机构组织,但行使侦查权的检察和警察都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法律并未能够保证它们依法独立侦查犯罪,侦查权的独立性无法获得保障.     

当代刑警应树立九大侦查理念

侦查权滥用是当前侦查阶段比较突出的问题,导致侦查权滥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办案刑警没有树立起正确的诉讼和侦查理念。树立侦查法治理念,一切依法办事在刑事侦查阶段,刑警法治理念至少应包括: 法律至上,宪法至尊理念法律至上、宪法至尊是法治不可或缺的两个要件。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我们应该有法律信仰意识,理应以宪法和法律作为最高行为准则,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抵制“隐形法”对宪法、法律权威的冲击,遏制侦查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大于权力理念这本是法律至上、宪法至尊的应有之义,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奉行“权力本位”的国家来说,加以特别强调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任何人在     

通过中立的司法权力制约侦查权力——建立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之管见

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解决我国侦查权力行使过程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更可以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司法审查的权力应当由法院的法官行使。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当针对强制候审措施和羁押期限的延长以及通常情况下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应当包括所有的侦查行为,不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     

侦查权的本质及进化

侦查权作为侦查活动现象的核心要素,在根本上决定了侦查活动现象与其他法律活动现象的差别。另外,探讨侦查权法律性质问题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对侦查权法律性质的科学定位,进而实现对侦查权实践运行进行合法化定位和规制的目标。现今,侦查权的"行政权说"和"司法权说"成为侦查权法律性质的两种代表性学说。     

刑事侦查活动的基本原则

在以往有关刑事侦查方面的书籍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刑事侦查活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事求是原则、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及时、迅速处理案件原则等。虽然这些原则在侦查工作中也适用。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原则是执法部门应当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只要是执法部门包括侦查部门开展执法工作时都应当遵守这些原则。它没能真正体现刑事侦查活动的特性,没有反映出刑事侦查工作自己特有的活动特点。上述原则放到哪个执法部门都能适用,甚至可以说它是法律工作的法宝。但它不是侦查活动特有的原则。作为刑事侦查活动的基本原则,应当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论侦查行为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

在刑事侦查中强调的对人权的保护已经不仅仅指"物理性"人身保护而且还包括体现"精神性"内容的隐私权.侦查行为是为了揭露和惩罚犯罪而设的必要的强制手段,是国家行使公权力的重要方式,其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是具有正当性的国家行为.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个体的自由权力和隐私权,甚至有时还要牺牲个人的隐私权利.侦查行为与隐私权存在着天然的冲突性,但二者之间又必须进行平衡.一方面必须保证政府的足够的取证能力,从而维护公共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应防止政府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力.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国家侦查权的侵蚀,国家侦查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达到侦查行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实体真实与程序真实、维护秩序与追求自由之间的平衡.     

论"法外侦查"制度

我国法定侦查制度与法外侦查制度并行,侦查法治主义的大趋势与法外侦查合理主义的潜流共存。"法外侦查"制度,即侦查法律之外,有侦查政策与制度,有侦查主体、侦查程序、侦查手段、侦查目的,法外侦查侵权不负法律责任。"法外侦查"制度存在"相对合理性",但是,它毕竟与侦查法治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格格不入,弊害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必须革除。     

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一些问题的分析

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存在着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一方面,辩护律师参与刑事和解时间有限制,在侦查阶段接触到证据,这与刑诉法规定相冲突;另一方面,刑事和解的量刑奖赏对未成年被追诉人吸引力不足。此外,在侦查阶段达成刑事和解的,法律没有规定侦查人员是否可以撤销案件。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但应限于提请批捕之前。建议区分参与诉讼的辩护律师与参与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律师,以兼顾对被追诉人和侦查机关的公平对待。公安机关发挥群众力量事先进行民间调解、感化被害人,可以推进刑事和解实现。     

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机制实务探究-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为视角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强化了以检察监督为主的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模式，使我国违法侦查行为权利救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突破。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违法侦查行为权利救济的规定仍然比较原则，为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特别是在程序设计上要解决好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违法侦查行为投诉主体、受理条件、利害关系人的范围、调查处理方式、侦查机关自我审查程序、违法侦查行为的处置等。     

侦审阻断机制初探

为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必须抑制侦查对审判的影响,通过一定诉讼机制,实行侦审阻断。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侦审阻断机制不健全,导致侦查中心主义,庭审流于形式化、走过场。应借鉴域外两大法系的做法,正确理解侦审阻断的概念与法理,完善我国侦审阻断机制。     

科学发展观与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在职务犯罪的侦查阶段,由于侦查机关掌握法律赋予的广泛而强大的权力,而犯罪嫌疑人只是消极的被追诉方,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因此,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然涉及到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个人隐私以及各种财产权利的限制与剥夺,两者的权利必然发生碰撞,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利必然会受到侵犯。检察工作必须始终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到职务犯罪侦查中,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结合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笔者封存在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同时。笔者认为应从法律本土化、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从转变侦查观念、完善立法、转变侦查模式、强化监督四个方面入手,对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进行保障。     

诱惑性侦查比较研究

诱惑性侦查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违反了刑事诉讼的被动性和程序正义理念,并且通过诱惑性侦查所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因而,原则上应当禁止诱惑性侦查。但是,为了打击犯罪的需要,在例外情况下,可以允许有条件地使用诱惑性侦查手段。     

法律文化差异与中美侦查制度

中美两国的法律文化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以及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等层面的取向上存在明 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地反映在两国侦查制度在侦查组织制度、侦查行为、侦查程序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之中。比较研究表明， 美国为其侦查制度在法律文化中政府权力向个人权利的妥协的价值取向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同时，我国在借鉴与吸收某些西方的 诉讼理念与制度的过程中，不应忽视中西方在法律文化上存在的差异。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考察

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决定着刑事诉讼的最终结果。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材料是否应该被排除的问题,存在激烈冲突,尚无定论。应该正确理解刑事非法证据的概念,探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价值取向和意义,对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行法理考察,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非法证据。     

刑事政策的理性架构——以法治为背景的思考

法治的原则和精神要求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时寻求与法律的和谐发展,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因理性架构的缺失,阻碍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很有必要对之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重构。就微观层面而言,须重视刑事政策要素内涵调整、机制与原则确立、渊与流的合理协调;就宏观层面而言,刑事政策理性架构的核心在于刑事政策要自觉地沿着法治化的道路运行,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要纳入法治的框架,在法治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