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真对待公民表达权问题——以“彭水诗案”和“厦门PX事件”为例

表达权是依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其实质是社会大众之表达问题.维护和保障公民表达权,对于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民众和政府应积极联动,认真对待公民表达权.新形势下,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是认真对待公民表达权的有益探索和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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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顶强认为：表达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由法律确认，受法律保障和限制，以及通过一定方式来公开发表、传递思想、意见、主张、观点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和社会组织非法干涉或侵犯的权利。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在对表达权的正当性范围或界限的理解上，中国与欧洲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开新与挖掘，吸收其积极思想，     

浅议协商民主之主体能力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政府和公民作为两大必不可少的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协商民主工作开展的成败，对协商民主至关重要。     

试论新时期公民表达权的制度性规范和保障

近一段时期,＂因言获罪＂的事件接二连三,这些事件的焦点不约而同地指向一处,即公众的表达权的制度化规范和保障。造成现实中的表达困境的原因,既有法律上的缺位,又存在着来自政府和公众两方面的问题。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公民表达权的制度性规范和保障体系。要建立公民表达权的制度性规范和保障体系,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保障公民意见表达的民主、法律、行政、司法救济等制度;法律必须允许对政府的批评;政府应当摆正心态,和民众共同主导＂公共议程＂;在司法实践中恪守＂罪刑法定＂准则;针对目前的新闻运行机制进行改革;提高公众的言论素养。     

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机制：制度层面的考察

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既需要适宜的社会条件与氛围,也需要制度的合理建构及其有效运作。坚持“法律至上”原则,实现良法之治、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基本民主制度,既是塑造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新形势下依法管理宗教事务问题研究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对于实现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障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但当前我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仍存在依法行政理念缺失,宗教事务管理立法滞后,执法不严,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必须按照全面依法治国要求进一步加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改革与完善选举制度保障人民民主

选举法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法产生各级人大代表的重要法律，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改革，不断规范代表名额，体现人大代表的广泛性；完善了差额选举制度，充分保障民主权利；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公平正义营造和谐

没有社会公平正义,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律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把农村、农民、农业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并以法律和制度保障新农村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因此,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大力强化依法治农、依法建农、依法兴农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切实把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利益纳入一个系统化、规范化的法律环境之中。     

论北京市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旨在为符合条件的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提供可以获得减收、免收或者缓收费用的法律服务的法律保障行为和制度.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