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对我国公安行政调解的启示

ADR,即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其程序简易灵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过程的平等性和互利性等特点,在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已经与诉讼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并与中国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相一致。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公安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应当科学定位并合理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以化解矛盾与纠纷,推动基层基础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ADR与我国公安行政调解

ADR,即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其程序简易灵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过程的平等性和互利性等特点,在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已经与诉讼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并与中国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相一致.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公安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应当科学定位并合理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以化解矛盾与纠纷,推动基层基础建设,增进社会和谐.     

我国公安行政调解的规范与完善

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公安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公安行政调解尚存在违反自愿原则、扩大调解范围、调解与处罚并用等问题,因此,应当科学定位并合理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以化解矛盾与纠纷,推动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增进社会和谐。     

行政调解：内涵界定、法理基础和应然价值

相比于实践中行政调解的火热开展,行政调解在理论研究层面仍显不足。从各省市发布的有关行政调解规范性文件来看,各地对行政调解内涵仍不统一。理论上,由于受传统＂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之束缚,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在我国不具有理论基础,且对行政调解这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法理层面的特有应然价值探讨甚少。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行政调解的内涵、法理基础、应然价值进行反思和探讨,以弥补行政调解理论研究的不足。     

公安行政调解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公安行 政调解 的特点是 ，在公安 机关主持 下调解， 解决发生 在公安 行政管理 过程 中的 民事 纠纷，依据的 实体法律 是民事 法律，当 事人自愿 ，不能引 起行 政 复议 和 行政 诉讼 。调 解的 范围 是 人身 损 害、财产损害 、精神损 害赔偿纠 纷。公安 行政调 解与公安 行 政指 导和 公 安行 政合 同 不同 。应 对公 安行 政 调解制度进 行法律 完善     

论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医患协商、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法院诉讼、人民调解和仲裁等第三方介入调解是中国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模式。为有效解决医疗纠纷,建立和谐医患关系,中国应当构建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进一步完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疗纠纷从以诉讼为重心向调解、仲裁等非诉机制引导,在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基础上,加强和解机制、调解机制和仲裁机制与诉讼机制的衔接。     

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框架下的信访制度变革

信访作为中国一种特有的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演绎了解决社会纠纷、监督政府行为、沟通行政两者间关系等诸多角色,然而在新时期信访制度却遭到了质疑和冲击。关键在于缺乏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且真正有效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为此,当务之急是将信访制度纳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ADR)框架,从而更加高效、便民地化解社会纠纷。     

法国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述评

行政职能的扩张必然导致行政纠纷的产生,为了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以及解决行政纠纷,法国作为行政法母国,其纠纷解决制度不仅包括通过司法程序实现纠纷解决的诉讼解决机制,还包括议会监督、行政请愿以及共和国监察官制度等非诉解决机制,其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对我国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     

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

我国法院偏重调解有其文化成因。目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建议以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建立诉讼外调解为主的多种非诉化纠纷解决方式，以改革法院调解制度。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改革

通过对我国法院偏调解的历史成因考察,揭示法院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以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建立诉讼外调解为主的多种非诉化纠纷解决方式,改革法院调解制度的构想。     

试论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

文章根据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群体性纠纷的基本特点,借鉴民事诉讼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型,比较分析了各种解决机制的特点和对应的纠纷类型．提出了建立以政府应急机制下的行政处置、协商谈判、居间调解方式,与司法救济方式共同组成的多元化群体性纠纷解决网络。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行政调解的定位分析

社会转型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出新的挑战,行政调解作为"东方经验"的代表理应回到学术研究的视野。立法的滞后性使得目前对行政调解的规范尚处在较低层级,法律属性模糊、适用范围混乱,进一步阻碍了行政调解解纷功能的发挥。厘清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调解二元结构模式下行政调解的定位问题,有助于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更为灵活的作用。     

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

我国法院偏重调解有其文化成因。目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建议以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建立诉讼外调解为主的多种非诉化纠纷解决方式,以改革法院调解制度。     

试论治安调解的基本价值取向

治安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民间纠纷、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在公安执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具体调解过程中,民警大多对治安调解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缺乏认识,因而廓清治安调解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显得极其必要。     

浅析“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与衔接——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当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纠纷的新变化对诉讼的解纷功能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法院面对沉重的受案压力,不堪重负,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正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社会解压的重要良方。新时期矛盾纠纷的变化也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运作提出了挑战。如何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适应矛盾纠纷的变化,担负起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任,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大调解"机制正是适应纠纷解决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对传统三大调解的改良和整合,而"诉调结合"是"大调解"工作切入点和重要工作方法。本文通过分析三大调解工作在"大调解"机制中的作用"、大调解"衔接机制特别是从诉调结合的角度来讨论"大调解"的运作机制。     

台湾地区行政解纷机制研究及其借鉴——以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为视角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高速发展期,由此引发的社会纠纷更富专业性、复杂性与多元性。传统的以司法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机制已不再适应多元化社会发展的要求,化解社会纠纷、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课题。相较于大陆,台湾地区目前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行政解纷机制体系,客观、细致地梳理与分析台湾地区行政调解制度、行政调处制度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运用,汲取其有益经验并予以借鉴和发展,以期构建与完善大陆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行政调解协议之强制执行力探析——基于效力位阶、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视角

行政调解作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法形成的行政调解协议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导致权利人诉累增加、义务人违约成本低廉、行政及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行政机关专业技术优势无法发挥等问题。基于效力位阶、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视角，行政调解协议均应具备可申请强制执行的应然效力，在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完善调解程序，加大行政调解的制度保障和投入，设立风险保障金机制。     

公安调解研究

公安调解是行政调解的一种,是大调解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社会管理与纠纷化解过程中,尽管公安调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学术理论层面对其的探讨与分析却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未能充分挖掘其社会价值和理论意义。作为公安机关一项服务性职能,公安调解能够充分发挥公安行政的先天优势,服务型公安职能的转变又为公安调解提供了发展的方向。公安调解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社会矛盾的扩大,同时又能够在前端有效预防和避免矛盾的发生。为了公安调解能够健康发展,有必要从社会整体发展方向角度对其进行完善和充实。     

论公安部门委托人民调解制度

委托人民调解是公安部门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借助社会力量调处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违法案件的客观需要,是公安部门积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举措。探索委托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定位、适用范围、程序规范、法律效力等问题,对不断发展与完善委托人民调解制度,释放公安行政效能,发挥人民调解独特优势,构建大调解格局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