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农村邪教活动研究报告

貌似宗教而实非宗教的实体性组织，如“门徒会”、“全范围教会”、“呼喊派”、“新约教会”、“观音法门”、“天父儿女”等十多种邪教，在我国大多数省市，主要在广大农村，都有发现。邪教能蒙骗农民群众，既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因现阶段农民有一定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需求。邪教利用世俗化的“传教”手法，也是其得以蔓延的原因。西方社会邪教的发展过程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治理邪教应帮助群众区分宗教和邪教，并满足群众正常的宗教信仰要求；应加强地方基层组织建设，并揭露邪教的丑恶真相；应严密控制境外邪教组织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必须贯彻党的农村政策，把农村的事情办好。     

试论雍正初年查禁“邪教”的决策及实施

教门组织渊源甚早，可溯及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异端教派弥勒教及两宋时期的白云宗、白莲宗，至元朝中后期逐步融合成白莲教。此后民众多效而仿之。清朝顺治至康熙前期，教门问题隐而不显。雍正继位后，整饬吏治，清除积弊，首先在港运中进行整顿，将原来奉教的外籍水手撤换，并利用密折制度的方便对查办人员指点方略，密查暗访，查拿“邪教”教首，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主动查禁“邪教”的活动，取得一定成效。雍正查禁“邪教”的策略在实施中之所以未出现大的偏差与遵循以下原则有关：将“邪教”与正常僧道区别开来；只查拿惩治为首者，对一般人教者从宽；查办人员采用秘密方式访拿，以免打草惊蛇或引发社会动荡。     

简论中国古代法对邪教、巫术的惩戒

巫术在我国古已有之。自秦汉以来历代刑典均明列罪名，严厉治办。本文试通过中国古代法对邪教、巫术法律惩戒的概要回顾，反思损益，以期汲取今天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邪教治理路径探析

邪教是当今世界的精神污染公害中的首害。邪教既不遵照宗教理论来解释世界观价值观，也不按照日常生活规则来解释人类行为，具有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属性。我们应从邪教产生的文化根源寻求治理路径，只有铲除了邪教生产成本的文化土壤，才能有效治理邪教。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建设既指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现实着力点，也为我们从文化层面治理邪教提供路径。     

关于邪教和迷信蔓延现象的背景分析

邪教和封建迷信蔓延的现象必须引起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一些同志对歪理邪说和各种忌讳的迷信，大多源于某种宗教心理。从客观缘由、科学局限性和主体需要等方面解析邪教迷信流行的文化背景，对于深入搞好无神论的宣传教育，防止党内一些同志步入信仰误区不无意义。     

当代中国邪教存在的社会文化根源

当代中国邪教自 20世纪 80年代起，在一些地区呈孳生蔓延之势，其活动的主要地区则转入了城市。这既与国际上邪教组织的泛滥和猖獗有关联，也与中国转型期间社会价值观念失范、中国文化的后喻性、长期自然经济导致的“教首崇拜”情结有因果关系。     

论对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防治

邪教组织犯罪严重危害个人、家庭、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因此,必须加强对邪教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工作:完善立法,为打击和防范邪教活动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标本兼治,以防为主,综合治理; 做好帮教挽救工作,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蔽而参加邪教活动的成员;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加强侦控工作,严厉打击邪教犯罪活动。     

由邪教想到的

说到邪教，使人自然想到那些诡秘幽暗、丧心病狂、摧残人性的邪恶组织。如外国造的“人民圣殿教”、“大卫教派”、“奥姆真理教”等和国产的“法轮功”。虽然它们产地不同，法号各一，但对社会和人类的危害之深却没有本质区别。“法轮功”痴迷者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以及一幕幕“残害生命、破坏家庭、     

立法视角下的《反邪教法》立法必要性探讨

邪教犯罪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也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预防与打击各种社会犯罪中的首要任务之一。本文梳理我国打击邪教犯罪方面的立法规定，针对我国邪教问题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指出迅速制定出台《反邪教法》，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和控制。     

邪教的社会矫治探析

邪教的社会矫治是指由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监管、劳教等政法机构和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等各方面的力量运用专业理论和技术,对邪教类违法犯罪人员在审判、服刑、缓刑、刑释或其他社区处遇期间,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生活照顾等,使之消除对立情绪,修正思想及行为模式,适应社会正常生活的工作。邪教的社会矫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个人、社会、政府三方面力量的有机结合。     

当代中国邪教问题治理对策

治理当代中国邪教问题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紧迫的课题。现实中反邪教工作存在思想认识和工作策略简单化的倾向。治理中国邪教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法制,严格依法治理邪教,充分认识宗教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化解邪教信众内心世界的症结。     

论反邪教的必要性

邪教对人类、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反对邪教是极其必要的 ;世界各国重视治理邪教 ,我国治理邪教的任务仍然艰巨。     

乾隆朝治理“邪教”对策研究

乾隆间，邪教活跃，政府的对策日趋严厉。首先，把邪教案件由普通性犯罪上升为政治犯罪，依反逆律重处；其次，改变过去案发才查拿的做法，要求各级官府平时积极主动查访缉拿，一旦案发，则要求严索穷追，严刑重惩；第三，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强化社会控制，构建预防邪教犯罪的机制。严厉的邪教对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对策过于严厉偏激，失之康熙朝的宽仁和雍正朝的稳健，这使乾隆朝治理邪教的实践充满血腥和暴力，结果不但没能有效控制邪教，反而造成社会恐慌，诱发多次邪教起事。     

论传统佛家文化的当代价值

佛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佛家文化的基本理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佛家文化的当代价值体现在：（1）佛家文化的重“和”思想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2）佛家文化的财富观有助于人们的社会发展观由片面发展向科学发展、由GDP崇拜向GNH关怀转变。（3）佛家文化中克己淡欲，觉人利他的观念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4）在认可、肯定传统佛家文化当代价值的同时，必须严格区分宗教与邪教的本质区别，对邪教予以坚决打击。     

剖析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

近年来,包括"法轮功"在内的邪教之风日盛,邪教的产生、发展与新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貌似神离,在教义理论、组织形式、生活作风、信仰对象、"末世论"的内容作用、社会影响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邪教组织,罪行累累,上违国法,下逆民意,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社会恶瘤.     

中国大陆邪教生存原因分析

中国大陆邪教,是指在中国大陆境内,打着宗教旗号,利用、歪曲宗教经典中的只言片语,散布异端邪说,蒙骗群众,秘密结社,进行危害群众人身及财产安全,危害中国大陆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实现其野心和私欲的非法组织。中国大陆邪教生存原因从社会层面看,我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是邪教赖以生存的根本原因。从个体自身层面看,邪教成员个体自身认识上的局限性,是邪教得以滋生并发展的土壤和源泉。而邪教治理工作中的制约因素则给邪教生存提供了空间。     

公安部门治理邪教违法犯罪基本方略

邪教的＂邪＂指其反政府、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反动本质;邪教的＂教＂指被其篡改、歪曲了的宗教。新时期邪教在我国滋生蔓延趋势是由于人们的社会认同出现了危机、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地方政府治理力不够和国际因素的影响。治理邪教违法犯罪需要公安部门根据邪教违法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厘定＂领导作用与职能作用＂的关系以提高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厘定＂防范与打击＂的关系以提高预防和处置能力,厘定＂违法与犯罪＂的关系以提高公正文明执法能力。     

关于邪教与宗教非法活动界定问题的探讨

邪教与宗教非法活动界定的问题 ,既是现实理论问题 ,又是困扰基层办案单位的症结问题。在打击邪教 ,制止宗教非法活动的实践中 ,必须明确什么是邪教 ,什么是宗教非法活动 ,准确把握邪教的特征和宗教非法活动的表现形式 ,弄清邪教与宗教非法活动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正确界定邪教与宗教非法活动 ,准确执法     

抵制经济邪教打击非法传销对策浅探

非法传销的经济危害、政治危害和社会危害作用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打击非法传销的对策需深入探讨非法传销的表现及其实质,作为经济邪教的非法传销具有欺骗性、严密性、隐蔽性、反动性、复杂性的特点,以及对市场经济秩序、社会安定和消费者利益造成的严重损害,并针对其特点和表现提出了打击非法传销的法律、经济和行政对策.     

邪教违法犯罪与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对江苏省苏北地区一些市县的实地调查发现,邪教违法犯罪仍然是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因此,当下中国治理邪教违法犯罪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要将治理工作推向深入,除需要公安部门发挥职能作用以外,街道、乡镇等基层政府的根本性、基础性作用不可或缺。这一过程中,推进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特别是治理能力提升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