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到此为止!”

2007年10月31日．造反书生徐景贤因心脏病突发，病故于上海家中。在“文革”中，徐景贤算得上是“海上闻人”。“文革”初期，他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在“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层。后来又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人称“徐老三”。     

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     

《于无声处》听惊雷——宗福先访谈录

宗福先，1947年2月生，祖籍江苏常熟，生于四川重庆，中国话剧编剧。1968年毕业于上海延安中学，后进入上海热处理厂当工人。1978年创作话剧剧本《于无声处》，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较早反映“文革”的文艺作品。剧本以轰动全国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整个故事情节均发生在24小时之内，把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浓缩在一场家庭危机之中，     

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命令

1969年11月，由北京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突然出现在了上海市公安局。当时“文革”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对上海的公安系统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到达的当天，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的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硬骨头贺绿汀

贺绿汀是“文革”中上海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反革命”：他的罪名有这样一条：贺绿汀曾用“山谷”的笔名写过文章。姚文元等人认定：山谷，系北宋黄庭坚的号，黄庭坚曾遭贬谪。贬谪，就是罢官，跟《海瑞罢官》遥相呼应。于是，贺绿汀跟彭德怀、吴晗就站在一起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恢复与发展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组织构架。在党内组织系统中，中央领导机构犹如人的大脑，关系到党组织的生命。在十年“文革”中，一些中央领导机构被取代，甚至被废止。“文革”结束后，党内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恢复与发展被提上了日程，成为党中央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淞泸抗战“八百壮士”的唯一健在者——-杨养正

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八百壮士.四行孤军”.是中华民族顽强抗日的不朽传奇,彪炳史册。1937年的上海,日军铁蹄来侵.中国军队奋起抗战。10月26日.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谢晋元团长率领官兵.死守苏州河畔四行仓库。数百名铁血战士,激战四天五夜.以寡敌众抗击日军上万人,击退日军十余次进攻.毙敌200余人。     

许世友在1966—1976年(二)

许世友在大别山接到通知：毛泽东拟在上海召见他许世友是个急性子人，人在大别山，心系全军区部队，时间一长，有些耐不住了。他先是以检查战备工作为由进大别山，后来称自己患了神经性呕吐症，继续留在大别山军区后方医院。本来没人干涉他的，他却自己心里犯嘴咕：总不能老死在大别山，躲避退让，这么“窝”着，哪象我许世友！上海的造反派刮起所谓的“一月风暴”后，江苏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分成了严重对立的两派，并导致了大规模的武斗。1967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革”成员接见了江苏省及南京地区群众组织代表，决定对江苏省实行…     

马天水梦断上海滩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3个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是在上海起家的,“文革”中的上海市委与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也大多是和“四人帮”沆瀣一气的同党,马天水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这位被尊为“马老”的马天水,并非     

关于“文革”神话的探析

“文革”作为历史仅仅过去三十余年．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却很模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虽然在思想理论上和政治上否定了“文革”，但由于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不纠缠历史旧账，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因此对“文革”没有进行彻底、深入、系统地反省．尤其关于“文革”的历史细节的叙述．在我们的官方文本和历史教科书中，都显得极为鲜见，造成年轻一代根本不了解“文革”这场大内乱、大灾难的真相。不知“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怎样的破坏作用。     

林彪与江青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上)

在“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与江青究竟保持什么样的政治关系，这是研究这场政治运动时必然遇到、也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剖析他们的政治关系，不仅可以看清这两个人的本来面目，而且有助于了解“文革” 中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而要深入研究此问题，只看他们的公开言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仔细考察他们私人之间的来往和谈话；因为，通过后一渠道，才能了解到价值更高和真实性更强的材料。下面，就让我们沿着这个线索来进行研究。 （一） “文革”以前，林彪与江青很少单独见面。随着 “文革”的酝酿和发动，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和间接联系…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一、新时期党员队伍建设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党几十年来，为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繁荣进行了不懈地奋斗，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贡献，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保持了党的先进性。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党在新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一)队伍基本状况。据有关资料统计，到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建国前入党的党员不到200万人，大部分已离退休；建国以后至“文革”入党的党员不足党员的总数四分之一；“文革”中和“文革”后…     

张春桥与姚文元（一）

张春桥与姚文元原本不认识，但从反胡风起，二人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反右、“文革”前夕搞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到1967年1月上海夺权，之后，二人同到中央工作。在这个长过程中，二人经常在一起搞政治密谋，姚文元也紧跟张春桥。到1976年10月6日，二人在同一晚上先后被捕。这样看来，二人的关系，也算当代人与人政治关系的一个典型了。     

人民日报社被“夺权”的前夜

1966年5月18日凌晨，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拼将一死，与已经来临的“文革”抗争。这个消息在人民日报社悄悄传开后，人们都极为震惊。但是，邓拓之死没有使“文革”恶浪有丝毫收敛，这个“潘多拉盒子”已经被打开了。     

外国人卷入“文革”纪事

提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中国人曾身临其境、深受其害而终生难忘、反思不已，也大都知道那是中国人自己非常岁月的非常事。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竟然有不少外国人也亲自参与“文革”，数位美国专家还写出过“造反大字报”，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红卫兵闯将一样搞过免费“大串连”，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的滔天风浪还波及到海外……     

邓小平与周恩来的深厚情谊

邓小平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后，周恩来尽己所能，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来又竭力为邓小平复出创造机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终于使邓小平得以复出。邓小平复出后，     

中共“十大”错失历史机遇探析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和“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成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重大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从而为结束这场运动“提供了一次历史转机——一次纠正极‘左’错误的转机”。1973年9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所好转的形势下召开的。但是，这次大会却错失了结束“文革”和“左”倾错误的绝好时机，最终也只能是一次“十分仓促和草率的”、     

李立三讲“立三路线”

很多人都是从党史课本中知道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文革”期间，李立三更被称为“十次路线斗争的反动代表之一”。直到1980年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后，人们才对这位我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有了较多了解。     

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

陶铸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中央工作的,“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后含冤去世。他经历“文革”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