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遵义会议决议只提反右不提反“左”?

正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历史决议中都作了明确的结论: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但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却未提出反对"左"倾的问题,且强调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     

“绝密情报”促使红军踏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历经一年多苦战,未能打破敌人的第5次“围剿”,被迫走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苟坝会议：遵义会议的“闭幕式”

苟坝会议是继扎西会议之后,对遵义会议的进一步完善,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中央对于领导机构特别是军事领导机构的改组。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方针透析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提法不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互相矛盾、难以统一的。之所以在瓦窑堡会议上坚持"抗日反蒋"方针,主要原因是阶级对抗,对蒋介石的仇视心态难以化解;信息闭塞,对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了解;阶级斗争的思维仍起着主导的作用,难以立即适应发展了的实际。     

李延禄在二大罗勒密建立“红地盘”

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34年10月,抗日游击总队改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1935年6月,他率领部队到方正县大罗勒密沟里陈家亮子开辟抗日根据地。     

中共吉东特委与东北的抗日斗争

1932年秋,满洲省委委员孙广英与驻苏联海参崴的共产国际太平洋工会秘书处建立联系,秘书处建议满洲省委在吉东建立一个省委常驻机构,以便就近与秘书处联系。1933年4月满洲省委决定成立满洲省委吉东局。5月吉东局在穆棱县正式成立。1934年由于中共吉东局被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做出决定,撤消吉东局,吉东地区各地的党组织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     

大余“池江改编”与新四军北上抗日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卫国”，进行全民族抗战，在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高潮。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池江谈判、池江改编等艰苦斗争，最终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协议，下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抗日前线。于是，一场国共合作联手抗日的风云大幕骤然拉开了。     

改造“独立大队”

电影《独立大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部老影片,那生动曲折的传奇故事和郭振清、中叔皇、庞学勤等著名演员的出色表演都给广大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鲜为人知的是,"独立大队"的原型是活动于赣粤边的土匪何高队.     

段苏权“暂授少将”的“历史问题”

<正>在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段苏权因1934年11月底至1937年11月这一段掉队后又归队的历史被人质疑,被划入有"历史问题"的人,致使被"暂授少将"。这一"暂授"便成为永远。段苏权的"历史问题"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吉林党组织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二）

四、抗日游击斗争的蓬勃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扩大在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1934年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抗日游击区扩展到以柳河、通化、金川、临江为中心的20余县。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所属党组织和军队、群众工作的领导,1934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临江县四道二岔召开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李东光代理书记。     

红色“国宝”刘家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历经无数次战火的洗礼以及疾病的侵袭，至今全国尚健在的老红军不过区区几十人，他们堪称红色“国宝”。而在曾有4．9万人参加红军、3．1万人参加长征的红都瑞金。     

遵义会议：“前奏”与“尾声”

<正>在人们的想象中,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央临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立即贯彻执行决议,诸事完成,一帆风顺。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遵义会议如同一首宏大的交响乐,有它的“前奏”和”尾声”。“前奏”,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了充分铺垫；“尾声”,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后续工作。如果没有“前奏”和“尾声”,遵义会议是不可能成功的。     

重走北上抗日路 弘扬铁军精神 传承革命传统——福建“重走新四军北上抗日路”活动掠影

为隆重纪念建军80周年,新四军成立70周年,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广泛宣传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在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下,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组织新一代开展了"重走新四军北上抗日路"活     

“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向教条主义反戈一击的王稼祥

众所周知，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及以后都是毛泽东的积极追随者，然而，早在1930年他刚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却曾与王明等一些自命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王稼祥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从“左”倾转向反“左”倾，并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完成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     

红军“长征”称谓使用新说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而对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始战略转移这一行动,后来的大多数史著和历史学家都称为“长征开始”。其实,红军的战略转移一开始并不是就叫“长征”。当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2、6军团会合,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红军总部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均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之为“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与战斗”,并没有称其为“长征”。     

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中牺牲的五位师长

从1930年11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间,中央红军共牺牲了9位师长。这里介绍的是他们其中的5位。     

“我们走自己的路”——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正>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党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了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开启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崭新历程。80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党领导下,改革开放的中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时期。重温遵义会议的历史,弘扬遵义会议的精神,对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看毛泽东的领导能力——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七十周年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     

中共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浪费风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在苏维埃中央机关持续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节省运动。进入1934年,这场群众性的与反贪腐、反官僚主义相结合的“反浪费风暴”．更是高潮迭起．力度空前．席卷整个中央苏区．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未终而止。其规模之大、声势之猛、影响之深,在中共历史上实属鲜见。     

平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反右倾”问题的探讨

平北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作出《关于三年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平北地委也于当年5月召开干部扩大会议,认为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本文对此问题作了初步探讨,认为有重新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