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关于社会和国家的思想

马克思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思想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是国家的主要职能，经济则是社会的主要职能，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科学分析和研究二者的关系，对于我们提高认识的预见性和实践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和国”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

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国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何种政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既有理论成果并总结当时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对该问题作了科学说明,形成他们关于“社会共和国”的思想。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历经四个阶段的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建立“社会共和国”的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明晰起来。     

从社会建设视角看三大差别的消灭

消灭工农、城乡和脑体三大差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三大差别是旧式分工和私有制发展的产物,从根本上限制了社会成员平等自由发展和自由劳动的实现。在社会建设的实践中,要消灭三大差别,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克服传统和习惯影响,进而真正实现自由人的劳动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统一,以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内涵之探讨

1844年之前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及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以及考察现实历史和以往市民社会理论,以社会/国家二元模式的研究进路得出的。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状况的描述性概念。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黑格尔恰恰颠倒了这一关系。     

新时期国内有关马克思“社会-国家”理论的研究述评

文章围绕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社会-国家”理论的深入探讨,从社会决定国家与国家的相对独立性的辩证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分化的意义、根源、矛盾及其国家向社会复归的历史趋势、马克思语境下“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社会-国家”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范式比较等方面就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求展现该问题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向。     

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历史演进——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思想家们对“社会与国家”问题两千余年的探寻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社会混同国家”的传统国家主义阶段，包括古希腊人对城邦制度的思考、中世纪教权与俗权的论争、霍布斯等为君主专制的辩护等。到了近代，洛克、亚当·斯密等通过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无形之手”等理论试图说明“社会外于国家”，并据此提出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主张。黑格尔则是真正从学理上明确区分社会与国家的历史第一人，并推崇“国家决定社会”的理性国家观念。马克思则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黑格尔的思想颠倒了过来，认为“社会决定国家”，并通过市民社会论和社会有机论加以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正确阐明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链接——公民社会理论溯源及其未来发展

作为一种以国家权力形态为主要关切对象的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政治理论中拥有漫长的但含义不同的、又极为模糊的历史,其发展脉络庞杂且缺乏系统性。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有关公民社会的理论主要包括：一是以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及其所在时代的公民社会思想,中世纪至文化复兴时期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古典公民社会理论;二是以亚当.福格森、黑格尔与马克思等有影响的理论家提出为近代公民社会理论。在探明此问题的渊源基础上,理清其争论焦点及其未来走向,完整理解当前关于国家与社会的链接的公民社会主要观点。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国家与社会的镶嵌与互动——基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马克思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运用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透过社会组织的发展来分析我国当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通过组织结构、人员组成等方式镶嵌在社会中,这种镶嵌发挥着统帅社会的功能。政府型塑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社会组织也从更多方面参与到了社会管理当中,通过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组织要素进行重构,从而实现自身能力的重建和组织的扩张。     

陌生自由人社会及其内卷化——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思考

建构成熟公民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就社会结构现状而言,中国仍然处于陌生自由人社会状态,突出表现为社会自组织孱弱、公民参与缺乏、精英特征明显、社会分化严重、公民文化缺失。且由于国家与市场等外在因素制约,陌生自由人社会内部结构不断复杂化,社会流动减缓,碎片化结构简单复制,社会分化与冲突加剧,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内卷化趋势,无法朝着成熟公民社会这一高级模式顺利转化。     

“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

在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导力量。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明确“政党—政府—社会”关系模式内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建引领”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有机结合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拓展和延伸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和路径,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成效,进而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和互动--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综述与解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于现实中对市民社会的渗透和侵吞引发了一股几乎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这一思潮是对一个世纪前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也激发了中国学界对于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想。笔者拟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中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作一梳理和解读。     

对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的探究与建议

当前,随着社会管理要素日益增多,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管理难度不断增大,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一些有效的改革实践也大多是孤立的,作用发挥有限,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是一个集决策、考评、财政、保障、慈善、人事、综治等制度有机结合的体系,必须从整体上求突破,多层面成系统地构建,推动社会管理结构向新型多元公共治理体制转变。     

与时俱进,关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考察

新时期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本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运用阶级和阶层相结合的观点与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的组织资源占有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和社会地位,然后就本阶层的发展和管理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透视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反思公民社会的现状

公民社会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兴,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社会。文章通过分析古希腊城邦制、中世纪的教会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契约理论,得到的结论是公民社会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以不同的形式与结构隐没,并表现出一定的特点。     

东方社会与国家的生成、关系及发展趋势——基于马克思文本的现代阐释

东方社会与国家的生成、关系、矛盾和趋势,是马克思长期探究的重大课题。他以"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作为了解东方社会的"一把真正的钥匙",看到建立在土地公社制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村社构成了东方社会的基本单位,并认为东方乡村社会的独特性构成了东方国家专制性的"坚实基础"。而东方农村公社的公私二重性又决定其社会与国家的双重结构关系,即一方面国家垄断社会,二者高度同构,但另一方面东方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还有彼此相对独立的一面。东方社会与国家的独特性又决定其无法复制西方式的发展路径,同时也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这种跨越需要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     

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几点看法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即要把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未来社会设想亦即具体结论区别开来。其理由是:前者是科学的,而后者则带有某些空想因索。笔者认为这 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做几点分析。 第一,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其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马克思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分析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没有这些设想,共产主义目     

社会运动中的国家行为——“类型—回应”视角的综述与反思

有关社会运动的既有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类型—回应"视角,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应对方式与应对风格。但实际上,基于对国家内部复杂性的认知,将国家、执行者和社会运动三方纳入分析框架,观察国家的宏观背景和行为者的微观互动如何共同塑造国家行为这样一种中层视角更能良好地描述社会运动中的国家行为,更有益于通过经验研究寻找因果关系。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内在逻辑及变革实质

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重要问题。与试图通过理性的建构来消除二者之间对立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力图通过对市民社会这一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深入解剖,不仅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局限与矛盾,而且也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实现人类从政治解放向社会解放的共产主义的公共理想。这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国家进行哲学批判所得出的必然的政治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