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1997年修订、后经某些修改、目前正在实施的《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的规定,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些缺陷,似有进一步探讨和修订的必一是贪污贿赂罪的量刑不应以货币额而应以价值量为依据;二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视同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三是违法违规公款消费应按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     

论商业贿赂罪中的回扣

《刑法修正案（六）》中针对商业贿赂罪刑法条文所作的修订，为商业贿赂的有效惩治和防范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但由于商业贿赂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立法的抽象性以及人的智识的有限性，刑事立法没有也不可能对商业贿赂犯罪司法适用中的所有问题都予以明确详尽的规定。本文拟对商业贿赂罪中有关回扣认定的几个主要争议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商业贿赂罪中回扣的认定提供一些帮助。     

论贿赂罪中的财物——兼论刑法意义上“物”的概念

贿赂罪中“财物”应这样定义 :能够实现物质利益的一般等价物。以及能够进行交换的、有形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或者可以行使物质利益请求权的凭证。包括金钱、物和可以行使物质利益请求权的凭证三个内容。     

试析物资采购中的贪污手段及查验对策

贪污犯罪常见于物资采购业务中 ,作案人常用的手段有变换单据金额、重复报帐、编造业务等。通过对原始凭证的查验 ,能够收集贪污犯罪的会计证据 ,从而揭露和证实犯罪。实践中需要查验的主要内容有单据的规格、质量 ,单据上字迹书写程度及特征 ,涂改的字迹 ,发票开具者与收款者、单据的印鉴与单据是否相符 ,单据的遮盖点 ,发票的填制时间及号码等等。     

贪污案件侦查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本文试就贪污案件侦查理论领域的几个疑难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澄清学界争议。贪污案件侦查的客体范围之界定,贪污案件侦查主体的历史沿革与理性选择,贪污案件侦查主体的职权完善,秘密侦查权的内涵外延、立法理论基础以及具体运用规则、程序的共性问题等一直在学界争议不体,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研究的深入。     

浅论校长的非权力因素

校长的非权力因素主要包括品格、能力、知识、情感等因素,加强校长的非权力因素培养,有利于校长树立权威性,提高学校管理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有理想、有文化、有觉悟、有道德的社会主义合格人才.     

公共权力异化的内在矛盾机理探微

公共权力的异化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它的深层根源是公共权力的“所有权”与“行使权”的分离;导致公共权力异化的内在条件是“职权”脱离“职责”;造成公共权力异化的外在条件是“行使权”与“监督权”的不对称。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出路,必须从“职权”与“职责”的统一入手,均衡“行使权”与“监督权”的张力,完善社会监控体系。     

人性在权欲中的异化与权力中人性的无奈——电视剧《武则天》与《大明宫词》中“武则天”形象之比较

<武则天>、<大明宫词>是分别由陈家林、李少红导演的两部著名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两者都以武则天传奇性的一生为刻画内容.仔细品味两部作品,我们能深刻体味到两位导演不同的主体意识在"武则天"这个人物形象中的渗透,前者着重描写的是人性在权欲中的异化,而后者表达的是权力中人性的无奈.     

论人民政权国家中权力异化的原因与后果

有权力存在,就会存在权力异化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在人民政权国家中,权力在适当的土壤环境下,也会产生异化。这已成为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人民政权国家中,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为：由公平异化为偏袒;由为公异化为谋私;由为民异化为扰民;由高效异化为低效等。     

地方项目化治理中的权力异化及其衍生效应

项目化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任务执行为目标、以临时团体为主体的非常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广泛采用项目化运作,主要源于组织与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多重动力,包括财政资源的获取、官僚弊病的弥补、外部精英的吸纳以及政绩信号的显示。然而,在项目化运作实践中,公共权力面临诸种异化风险,如项目发包中存在着寻租设租机会、项目执行团体存在权责背离的趋势及项目设计中可能会被嵌入私人利益。权力异化还存在两种衍生效应:一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常规性程序被仪式化,二是组织不确定性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因此,必须明晰项目化运作中的权责关系,完善其社会问责体系,以推动地方治理的法治化。     

民事诉讼中的矛盾群及解

民事诉讼是一个运动变化着的三维空间场,当已经发生的事件或现象在进入民事诉讼的空间和时间“隧道”之后,各种矛盾便会应运而生,形成“矛盾群”。“矛盾群”发生的基本缘由在于,在民事诉讼中交织着不同的规制、价值要求和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民事诉讼成为“万花筒”式的空间场景。     

国有控股、参股企业高管薪酬制度中的贪污犯罪问题探究——以某国有公司高管贪污案为例

如今,国家出资企业高管薪酬制度不仅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有关规范和约束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的呼声不断.即使如此,高管薪酬违规发放甚至涉嫌职务犯罪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在造成国有资产遭受流失的同时,也引发了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     

试析中国和平崛起中的软权力因素

中国和平崛起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它是我国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过程。其中,软权力既是推动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数。它是硬权力的重要补充,具有硬权力所不能及的特殊作用。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离不开对软权力的培育和运用。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现象的处理.归化原则和异化原则体现了翻译活动中在处理文化因素方面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事实证明,翻译活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归化和异化原则应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     

影响煤矿群监员作用发挥的因素及对策

目前煤矿群监员存在不愿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的问题,群监员作用发挥不理想。针对存在的问题,深挖原因,应采取的主要对策是:重点是不断提高群监员的素质和工作能力,还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科学管理。     

关于网络群体极化的生成因素分析

网络群体极化是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和途径,一些组织利用网络群体极化的途径来聚众并采取集体行动。网络群体极化的生成因素主要有:群体自身原因、政治社会事件刺激、网络的互动传播,这些因素在极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群体思维弱智化、责任感分散及选择性接触是群体产生极化无法摆脱的因素;中国转型时期许多矛盾又为极化提供了较多的素材;在虚拟的网络传播中网民、互联网企业和一些意见领袖的推动都会促进网络群体极化的发生。     

论行政合同中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悖论”

行政合同是现代社会民主观念的产物,它一方面体现了合同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又具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形成了二者的悖论。由此从深层次上来讲,行政合同的本质是,它既是政府用来加强经济干预的手段,又是公民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东亚因素论

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国因素的同时,应更加关注亚洲因素,关注东亚因素。总体上看,日、韩和东盟等亚洲国家、地区与中国各方面关系的发展情况良好,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同时,也应正视这些国家、地区及相关国际组织与中国之间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和要素。东亚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在各种各样的亚洲区域合作中体现出来。研究中国经济中的东亚因素,对制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是必要的。     

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我国应急管理中的控制和动员机制——基于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分析

我国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机制分别是国家动员和控制、社会动员和控制的具体呈现。根据国家动员和控制、社会动员和控制程度的高低,可以把应急管理分为常规治理、管控型治理、动员型治理和半总体性治理四种形态。联防联控是科层制的改造和非常规运作,是管控型治理;群防群控是基层社会的唤醒和动员机制,是动员型治理。当联防联控与群防群控有效结合,应急管理实现了非常规的国家治理和非常规社会治理的再平衡,它具有强大的控制和动员能力,可以满足应急管理的效率需求。     

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认识活动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理性因素起主导作用,决定着认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非理性因素是认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对理性因素的重要补充,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认识活动的过程.在承认理性因素对非理性因素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动力作用,诱导作用、调节作用和选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