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

“回应性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中居于主要地位。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也就意味着加强与改善政府治理模式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回应性政府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与和谐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要求相吻合。     

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运作

随着文化实践形式在乡村的积累，文化治理逐渐以“体系”的形态内嵌于乡村社会生态环境中，对乡村治理起到整体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包括了文化子系统、领域间系统、环境总系统三层结构，各个结构分别联系着传统与现代、治理领域与国家治理体系、政府与社会，由此衍生出六种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三径赋权模式、内部优化模式、文化推力模式、文化拉力模式、内生环境营造模式以及外生环境建构模式。     

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构建中的政府角色

积极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是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客观要求，也是民主法治进程深入推进的重要体现。现代社会治理模式要求摒弃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科学把握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法治化、人本化、多元化、精细化等特点，努力破除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构建中的种种制约因素，以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政府负责内容为依据，明确政府在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的角色定位，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公共服务及公众参与等层面丰富角色内涵，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角色认知和提升实践水平。     

农村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合作治理与政府环境问责

农村环境治理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供给。当前在行政管制层面上合作治理理念的逐步兴起以及政府环境责任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应该在转变治理模式、完善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     

网络时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新思考:“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

网络时代的来临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也对我国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提升政策合法性的需要成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推动力.在网络时代,“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成为必然选择.这一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众被动参与阶段、公众主动参与阶段、合作治理阶段.同时要解决好几个关键问题:确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理念;网络参与制度化,与传统协商制度互补;重视公众参与结果,提升政府的回应力.     

网络中个人媒体治理问题研究

网络个人媒体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体,其"去中心,反控制"的特性,能够发挥巨大的政治功能,对传统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凸显;其低门槛、自由化、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网络空间的正常秩序,使政府的媒体治理政策和现行治理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应建立"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即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结构管制、以公众为主体的内容监督、以网站运营商为关键的技术控制,三者职能相对分离、优势互补、共管共治的网络个人媒体治理体系。     

城市社区：治理与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被新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所替代,其治理体制特点为:权力配置集中;自上而下单项进行;“政社合一”;社会被国家结构化。到了80年代,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以及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使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了政策与法规;另一方面,非政府社区组织日益参与、渗入社区并介入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治理转型将是一个趋势,它表现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结…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我国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重塑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价值导向的“公共性”。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从内容上界定，是指政府的作用只能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不能直接干预到市场领域和公民领域；从管理的对象上界定，就是政府要服务全社会、服务全体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部分社会领域或部分公民。这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和存在的价值，也是政府行政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快实现政府治理范式由管制模式向服务模式的转型，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对西方政府治理新模式的思考及启示

2 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西方政府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治道变革。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来解决日益严重的问题。这场影响深远的治道变革 ,引发了“中国官僚制变革 ,治理新模式同中国适应性”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同时对中国的行政改革 ,建立新型治理模式有着深刻的启示     

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

作为政府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社会治理是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达到善治的社会体制。人类社会治理正在经历从管制型范式向服务型模式的历史演进。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服务而不是以权力的扩张或法律的制约为宗旨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必然选择。努力建设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充分发挥治理的效能，减少和防止治理失败的可能，从而保障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如何走出基层治理的困境

取消农业税之后,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战略全面实施以后,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目前我国每年涉农资金投入已达近万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治理模式正在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换。然而,由于过去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以及考核机制还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一些基层政府走入了选择性治理的误区,还热衷于过去的招商引资、大上项目、上大项目,     

构建中国特色合作治理：对西方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长期以来，国内治理模式的研究多以引介或批判西方概念或范式为主，对西方治理模式的生产机制缺少深入探究，难以破除西方治理研究的话语权垄断。事实上，西方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路径的严重分歧，异化出治理路径与研究视角间的“条块关系矩阵”，西方治理模式就此不断产出并走向碎片化。要跨越西方治理模式的碎片化陷阱，就必须揭示中国本土治理路径从分歧走向融合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发展治理路径融合趋势下的合作治理模式。未来将从“强制阐释”或“话语权”缺失焦虑转向中国特色合作治理模式建制空间的探究，从而实现国内研究从理论应用的“话事权”向理论拓新的“话语权”转变。     

吸纳·调控·合作：发展中的协同治理模式——基于杭州的案例研究

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当前在同一行政与社会空间内可能并存着“吸纳”、“调控”与“合作”三种协同治理模式,它们各有特定的发生机理,也象征着权力从政府向社会的渐次转移。公共治理领域的分化、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及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协同治理模式多样化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多边规制不足、治理力量失衡、普遍信任困境则成为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此外,全能主义与简约主义的经典框架已不足以解释多元协同的治理现象,亟需拓展性的理论思考。     

基于“公地悲剧”视角的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目前,网络社会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公地悲剧”的特征.为此,艾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公地悲剧”的途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在中国,这种公共治理模式,对推动网络社会健康发展和提高党和政府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主要围绕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这一主题,从“网络公地悲剧”视角出发,结合“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提出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     

超越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政治抉择

中国历时20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本文在对“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和“八郑规程”三种政治个案考察后认为：这三种个案具有许多同质性，它们的出现是人们在探索超越当下中国乡村治理模式所作出的必然政治抉择。     

农村环境软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

软治理是一种以软权力和软法为依托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规则软法化、考核评价人本性等特征,有助于克服传统硬治理模式的不足。实践中,农村环境软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碎片化、软治理机制虚化、软法体系与效力不足、治理考核"硬取向"等问题和挑战。推进农村环境软治理,要着力建设生态型政府,强化政府农村环境治理职能;培育多元主体,提升农村环境自治能力;构建软治理机制,促进社会合作;完善农村环境软法体系,提升软法效力;健全农村环境考核体系,强化"软约束"。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庆创新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指为了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政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旨归,对施政理念和价值取向重新定位,系统地对政策路径、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方法改革创新。重庆着眼于产业发展一体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建设大众化、人居环境生态化、政府管理民主化等开展民生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体现了创新性与继承性、系统性与针对性、科学性与民主性、超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重庆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具有明显的政治动因、体制动因、组织动因和经济动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一是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谋求民生幸福;二是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和保障;三是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我国地方政府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政治逻辑

建国以来,共产党通过建构组织网络体系完成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等重大政治步骤,实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中介领域的国家化与制度化,最终完成了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目的。然而,这种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政治格局被证明是低效的,从而导致了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政村治”的诞生。即便如此,由于政府自身利益的诉求,“乡政村治”模式并未真正改变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总趋势。     

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

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化建设，对制度构建下的村治样态分析，可以在村庄事务的制度化治理视角下展开，考察制度规范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治理行动的影响。受制度建构负外部性成本与责任“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村治实践多呈现“中位达标”治理样态，而非已有研究提出的“竞标”治理或“底线”治理。村庄“中位达标”治理追求的是不冒进、不落后、不过度负累的中间位置排名，具体表现为常规且无量化要求事务的规范对标、常规且有数量要求事务的量化平衡，以及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差异化作为等，遵循的是一种分类达标策略。“中位达标”治理既可能带来村庄治理的“工具主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其向“实体化”治理转型。为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平稳有序以及弥补“工具主义”治理缺陷，需要推动制度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在理论层面，“中位达标”治理为当前村治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参照，也为学界思考技术治理、政社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