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化及路径分析:从解释到运用

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推动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性转化,需要重新定位价值、制度和技术三者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克服转型时期的"中层塌陷"困境。本文梳理了公共危机的认知路径与传统,并从这三个视角检视了我国应急管理发展的历程与特点,提出了转型时期危机频发的"中国问题",剖析"传统应急管理"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的差异,最后就构建本土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框架、实现应急管理转型提出具体路径与建议。     

公共治理转型：整体主义复兴

自现代国家建立以来,历经了两次公共治理转型,即公共行政模式与公共管理模式.两种模式所留下的部门化、碎片化直接刺激了整体性公共治理兴起.整体性公共治理重新强调协调与整合,探索提供一体化、快捷公共服务的流程设计,主张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合并思考和追求统一的解决方案.整体性公共治理理论是对公共管理时期的个体主义思维的反动,复兴了整体主义研究方法.     

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及其实践限度

目前"国家治理"话语热并不意味着对公共治理观念的肯定和接纳,相反,它是应对公共治理全球化趋势而采取的一种变通与改造。中国学术界在公共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与争议,一些学者以中国缺乏公共治理的条件、适应对象和一元化政治结构为由,否认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另一些学者则通过考察中国转型社会所出现的具体社会问题而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正是为公共治理提供了实践空间。否定公共治理中国适用性观念的几种论证存在着逻辑困境,但在承认公共治理具有中国适应性的同时,也需要评估公共治理的有效实践范围和适用限度,公共治理因无法避免治理失败风险,也无法解决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基础性问题而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     

论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的复合性及复合治理

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的"空转"成为常态,它是由外生原因造成。这种社会治理空转现象具有可修复性。社会治理"空转"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空转、体制性空转和政策性空转三类。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两种社会形态的叠加与重合导致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成为所有公共行为共同具有的属性,即转型社会的复合性特征。过渡社会的异质性破坏了社会治理的同一性,重叠性破坏了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形式主义侵蚀着社会治理的法治根基,从而引发了社会治理的空转。复合型治理通过整合现有的治理模式,拓展社会治理时空,实现多种治理模式共存,可以满足社会治理多元性、异质性的需求,是根治社会治理"空转"的良策。     

全球治理之中国经验——基于习近平"共同体"视角下的思考

世界进入新一轮激荡与分化的百年大变局,全球治理自提出以来即是全球性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全球治理的现实关照下,习近平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关"共同体"重要论述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理论构建,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在器物、制度、精神层面提供了全球共享的公共产品,为世界百年变局提供了中国方案.     

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兴起与理论特质

社会公共管理是人类为获得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常态性治理活动。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社会公共管理也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领域性分化,使得社会公共管理从政治统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与政治统治相对独立的部分;国家建构需要社会建设的支撑,使得社会公共管理呈现为社会自主型治理;风险社会的来临与不确定性增长,使得风险管理与危机对应成为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选项;全球性政府治道变革运动,促使社会公共管理改变以往＂命令—服从＂管理模式,走向以＂协商—合作＂为导向的善治模式;新公共服务运动的发端,则赋予＂管理即服务＂的意涵、以服务规导管理的最新理念,型塑服务型公共管理。中国特色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不仅是现代性的,而且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先进理念的吸收、消化和创新之上的。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理念演进、逻辑变迁、实践成效与发展方向

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的历程中,从文化福利到文化权利再到文化治理的理念演进,推动了文化事业建设从文化统治到文化管理再到文化治理的逻辑和实践转型,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中国模式。经过40年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和人员保障机制;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加快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性功能,在文化治理中促进社会和谐;以"文化+"理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多维创新,促进经济文化社会互促共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国际化水平,在文化交流中增强文化自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变迁路径研究——以成都为例

本文以成都为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不同时期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回顾和梳理,总结出我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变迁路径是:工作模式上,由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变;供给模式上,由"单向输出"向"政府采购"转型;体系建设上,由重视文化活动开展向文化活动与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制度建设并行发展转变。     

整合—协同视角下政府网络公共危机治理创新路径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一案三制"的治理模式构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该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创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一是发展整合取向;二是发展协同取向。在整合与协同视角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要增强政府的公共危机意识、更新治理理念、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整合利用媒体资源、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构建、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法治建设。     

公共治理基本结构研究

公共治理结构决定了多元主体管理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分配公共利益的方式,理所当然地成为公共治理的基本主题.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是公民、政治领导、公共管理人员三者合作共治的多中心结构,体现了共和主义"公、共、和"的基本原理.其中,公民是治理者,政治领导是协调者,公共管理人员是帮助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结构的有效建构,关键在于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四位一体"的结构;居于"元治理"地位的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担当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执行者四大角色.     

网络化治理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控权-服务论为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所在。戈德史密斯教授和埃格斯教授所提出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更深层次的公私合作及政府更高水平的网络管理能力,对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结合网络化治理理论,构建网络化政府。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控权-服务论”,促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国公安机关实施“顾客导向”的可行性分析

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浪潮给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重塑了传统的政府行政理念。政府治理模式由管制行政转向服务行政,由"机构导向"转向"顾客导向"。基于中西方行政改革的大背景和世界警务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境外公共部门的成功实践和例证,深入分析我国公安机关实施"顾客导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我国公安机关实现由生产者、管理者向提供者、服务者转变提供全景式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考

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且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创新社会治理,要从观念上完成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价值共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新趋势

合作生产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服务生产模式,在提高公共部门回应性和推动公共服务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解决"棘手问题"的挑战,复杂的外部治理环境催生了对公共行政价值问题的反思,合作生产不仅要关注行政效率的提升,也要重视以公民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创造。在此情境下,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向价值共创转变。本文梳理了不同时期的公共行政理论对合作生产的影响,对合作生产概念的演变与发展进行了探讨,阐释了从合作生产发展为价值共创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理解价值共创的三种理论路径,并结合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的现实背景,讨论了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启示。     

网络媒介的公共领域治理潜能及其障碍——基于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政策议程设置的探讨

本文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切入，从规范的层面研究理想的公共领域对于公民社会不断发展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具体包括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转变。然后从经验层面选取网络媒介，分析网络媒介在中国语境下实现上述两点公共领域的治理价值上所具有的潜能以及阻碍其潜能充分实现的多种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纠改方法以求网络媒介的治理潜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我国公安机关实施“顾客导可行性分析向”的可行性分析

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浪潮给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重塑了传统的政府行政理念。政府治理模式由管制行政转向服务行政，由“机构导向”转向“顾客导向”。基于中西方行政改革的大背景和世界警务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境外公共部门的成功实践和例证，深入分析我国公安机关实施“顾客导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我国公安机关实现由生产者、管理者向提供者、服务者转变提供全景式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     

公共服务领域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基于博弈论研究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变迁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式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迫切。文章运用博弈的视角,梳理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论发展脉络,提出了变和博弈理念下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是中国式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最后,文章总结,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模式必须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机制、合作机制,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发展才能够得以实现,最终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重要作用。     

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

开启老龄社会新形态之后,推进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既是"中国之治"进程中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风险与挑战的客观要求.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而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的滞后性使得相应社会治理遭遇困境.积极应对老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