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论“虚假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提出“虚假意识”这一概念的。“虚假意识”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意识形态”是两个完全不同、不能彼此混淆的范畴。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虚假意识”的产生根源及其内涵、特点、本质等的科学观点，对于我们如何走出“虚假意识”，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辨析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反映特定经济形态、阶级利益的观念或意识系统,通常人们将它阐释为一种“虚幻意识”,但是一种虚幻或颠倒现实的观念解释系统如何能够反映并服务于阶级利益？除非阶级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比阶级的条件更基本、更源始。马克思开启的存在论新境域,显然是以这个关系到阶级前意识和观念符号系统结构的“无知”天幕为背景的。在那里,不可能将反映与被反映者、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区分和理解。马克思试图揭示的是有关“活动”的前提,以及确定意识（形态）存在的物质性。既如此,就不能指望马克思将基于分裂的阶级统治的社会状况之意识形态虚幻及其辩护作用作认识论的定位。尽管常常有人大费周章地认为他确实这样做了。     

作为知识论的知识考古学

作为一种知识论,知识考古学引入了话语和实践使之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认识论。相对于科学史,考古学是从话语角度来看待科学的;相对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待科学的。考古学对于传统科学史和科学认识论的改造,其目的就在于取消主体。考古学是一种无主体知识论,这直接表现为对历史连续性、真理和起源的反对上。考古学有着对知识、科学的独特理解。考古学无主体知识论对主体的否定,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认识论,不再属于科学认识论的范围,而是一种“反科学”。     

意识形态分析框架下的中国梦

中国梦是我们党提出的政治纲领,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中国梦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阐释路径。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有三大分析框架:认识论、结构论和利益论。借助于三大分析框架的方法论,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基本功能等各个方面被积极呈现出来。     

作为一种范式的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是从知识社会学领域发展而来的理论范式,代表着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的转换。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社会建构主义对曾被视为“社会因素空场”的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解释。其分析力和解释力又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作为一种范式的诸构成要件的,如理论前提、分析维度、研究进路、批判及应用等。     

意识形态之流变概论

意识形态的形成是源于近代认识论的崛起、科学的发达和人们对宗教的普遍不满。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明确的否定和批判的内涵、立场和基础。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意识形态的概念开始取得新的含意，这种转变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当代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发展主要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来。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及其拓展

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呈现出不同的内涵,至少有三种属性: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通过多重语境的概念释义,挖掘出马克思研究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即科学-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框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论框架、阶级利益的功能论框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展开了进一步的扩充或批评。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一、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论 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论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做过这样的论述“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按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     

从认识论角度浅析现象学到现象社会学中的一个逻辑困境

在胡塞尔建立现象学理论的过程中，“先验自我”和“绝对前提”等概念的提出，成为不同流派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舒茨及舒茨之后的现象社会学家，在批判胡塞尔现象学唯我性局限的基础上，对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从“生活世界”角度理解和诠释社会行为进行了系统探讨。本文试图从认识论角度，先分析胡塞尔现象学形成过程中逻辑困境的产生，再以此为基础，讨论舒茨及舒茨之后的现象社会学家为解决这一困境所作的努力。     

中国式邻避困境中多元利益冲突与纾解

多元利益主体间的非均衡博弈是引起中国式邻避困境的主要根源。在邻避效应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周边公众和社会群体为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相互博弈,形成多重利益冲突和“囚徒困境”。因此,诠释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并剖析多元利益主体博弈行为逻辑演变机理,通过完善利益共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实现“不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变,利于有效化解邻避困境,推进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浅析免与官当

免与官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两种适用于官吏犯罪的规定,它们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然而,两者在性质、适用范围、具体操作、法律后果上均有共同点和差异之处,笔者在此予以浅析。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哈耶克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理性和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笛卡尔主义的代名词,哈耶克不满"理性"和"理性主义"长期以来被其独享和滥用的局面,尝试和寻求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通过对理性的重新表述和在理性主义之前加修饰语的办法,从逻辑层面上将这两个术语加以提升,区分出滥用理性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有效利用理性的"进化理性(主义)",为自发生成的进化理性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提防个体自由遭受源于建构理性的计划和极权主义的侵蚀。     

电子政务的"位"与"为"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存在着"电子"与"政务"定位不合理的问题,这必将导致电子政务的职能和作用不能充分体现出来。正确理解电子政务的本质,摆正"电子"与"政务"的关系,改革政府机构的管理模式,将是现阶段发展电子政务的关键。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     

“文明共享”与可能的法律移植

从文明共享的角度来看待法律移植问题,是一条有益的途径。但是如果不理清文明共享的“认同”、“认异”问题,则不可能对法律精神有深入的理解,亦不可能对法律是否可以移植以及如何移植的问题做出合理阐释。在法治中国的今天,探讨这一问题深具意义。     

“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比较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伴随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自由的稀薄的人际关系,以习俗型信任为特征。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以及受到契约、物和物化了的社会设置所中介了的间断式人际关系,它以契约型信任为特征。后工业社会也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是,由于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人际关系将是一种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所包含的是合作型信任。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跨越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自觉地促进后工业社会人际关系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