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我国的乡村治理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许多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把德治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使德治与自治、法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发挥乡村治理中德治的作用,需要吸收传统乡村德治的历史经验,重视乡村精英、家族、乡规民约等要素的作用,把传统和现代融合在一起,提升乡村治理的整体水平。     

返乡农民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作用及其实现

乡村治理关键在人。具有独特优势的返乡农民工,近年来掀起返乡创业热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返乡农民工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紧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环境优化和交易成本减少,为返乡农民工创造新的发展机会。返乡农民工在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改善治理环境五个方面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然而,返乡农民工作用发挥也面临政策供给脱嵌、激励措施不够、参与机制缺乏、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在未来,需要从加强政策保障、完善激励措施、重视机制建构、激发内生动力四个方面让农民工“回得来”“留得下”“能作为”“做得好”。     

乡村治理中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入了治理的概念，治理理论也被延伸于农村社会建设。然而，现实情况一方面是乡村治理局面的兴起，另一方面是乡村治理的发展遭遇困境。组织体制关系的模糊、农村利益阶层组织化程度低下、城镇化带来农村精英的外流、不良债务的困扰等成为乡村治理发展中的障碍。探索乡村治理发展的途径，消除治理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是推行乡村治理的关键。     

社区权威与乡村治理

在乡村社区的权力互动中,既存在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基层政权权威,也存在代表着民间权力的社区权威,两种权威体系之间的博奕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格局及走向。自古以来,两种权威体系在农村社区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权威结构与乡村治理的格局。从现实看,农村的社区权威在乡村治理中既有其积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限制其消极影响,发挥其建设性作用,是现代乡村治理中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枫桥经验”的当代实践及其启示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变化以及乡村自身的变化共同推动着中国乡村治理的转型，并对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和沉淀，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俨然成为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方案。基于对“枫桥经验”起源地浙江省诸暨市多镇的调研和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发现，发端于中华帝国时期的简约治理传统和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这一社会主义工作传统构成了“枫桥经验”的本源内涵。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坚持这一本源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新型治理元素的引入和新型治理机制的构建有效回应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内在需求，启示了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走向。     

技术悬浮与回归治理：数字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策略

数字技术被寄望于能够解决乡村治理中更深层次的、更难化解的问题。然而,从数字技术的现实价值实现来看,数字技术悬浮于农民增收、治理效能提升、实现共享发展的需求和目标之上,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作用发挥受限。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数字治理的实践要求与农民的数字素养存在偏差,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间存在张力,与传统乡村治理逻辑出现脱嵌等。数字乡村治理要摆脱技术至上的导向,回归治理本身,就要以数字素养提升带动治理能力提升,依托平台建设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乡村治理决策科学化,以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夯实治理基础。     

韧性治理：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

作为克服传统研究系统性、长远性不足的一种新型理论框架,韧性治理聚焦全过程治理的应对能力,具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内生性治理等系统性治理优势,是消除运动式治理、依赖式治理、跑腿型治理、谋生式治理及模仿式治理等乡村治理脆弱性隐忧,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基于韧性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融合-实践”的逻辑,韧性治理的机制韧性、社会韧性、技术韧性、经济韧性和文化韧性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对治理体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基础、治理文化的要求高度契合。新时代乡村治理要着力推动常态化治理、协同化治理、数字化治理、造血式治理和内生性治理,全面增强乡村治理韧性,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乡村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时代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转变为“村民自治”。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伴随着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解决中国农村面临的治理危机已刻不容缓。     

嵌入式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基于Y县“十星级文明户”的案例分析

嵌入式治理是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面向。通过对Y县“十星级文明户”创建的案例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经历了从农民集体意识的嵌入、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面向转型。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组织、制度及话语等文化治理机制的嵌入，构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常态化路径。但在这种嵌入式治理的路径之下，由于压力型体制下选择性地政策执行、运动治理背景下治理规则的紊乱及“送文化”与“种文化”的断裂，导致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破除政府主导下单向度嵌入的治理路径，探索“耦合式治理”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嵌入式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基于Y县“十星级文明户”的案例分析

嵌入式治理是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面向。通过对Y县“十星级文明户”创建的案例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经历了从农民集体意识的嵌入、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面向转型。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组织、制度及话语等文化治理机制的嵌入,构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常态化路径。但在这种嵌入式治理的路径之下,由于压力型体制下选择性地政策执行、运动治理背景下治理规则的紊乱及“送文化”与“种文化”的断裂,导致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破除政府主导下单向度嵌入的治理路径,探索“耦合式治理”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保障。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乡政村治”到“三治融合”、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治”等变迁历程,实现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在于二者都坚持以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依归、以农民群众为实践主体,以及实践过程的贯通衔接、一体推进。因此,可通过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重塑乡村社会资本、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等路径激发乡村发展内在活力,从而加快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     

以法治思维推进乡村治理创新

法治思维是推进乡村治理的前提,适应新形势,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用法治思维促进乡村发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提高乡村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通过完善机制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理顺乡村诸多关系,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治理容限：基层治理创新的微观机制分析——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产生以及基层治理制度、规则、结构为何在不断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要考量环境因素,也要考量“治理创新”的技术本体。基于乡村治理变迁,以“治理技术”的微观视角提出“治理容限”这一概念,并从时空向度和效用向度构建起一个分析框架。从乡村治理变迁历程来看,任何治理技术在内生性因素、外部性因素与行动者因素影响下都会面临治理超限困境,而治理技术的自我优化与重新建构将是化解治理超限困境的有效方式。理解“治理容限”能够为一些地方过热的治理创新冲动提供“冷”思考,在基层治理改革与创新过程中,追求“良好匹配”比追求“最佳实践”更重要,也只有形成与当下的基层社会“良好匹配”的治理技术,才能使基层治理现代化更加可行。     

从管理到服务：乡村治理转型实践与治理机制分析——以南京市“为民服务资金”为例

后税费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不断推向深入,从管理到服务成为乡村治理结构变革的重要取向。城乡一体化、服务型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治理转型的动力。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以及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提供了服务型乡村治理转型的路径。乡村治理转型实践中,做到资源外部供给与村庄统筹有效结合,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回应群众的迫切需求,在做小事中增强服务型基层组织的为民服务能力。乡村治理视角下,服务型乡村治理转型要跳出国家-社会的二元关系范式,不断完善服务和村庄治理机制。     

全过程治理: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弹性治理机制建设

公共领域的冲突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2017年6月,第六届全国公共领域冲突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举办,会议围绕公共冲突的治理机制建设展开了讨论,形成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综合而言,公共冲突治理需要以全过程治理为指导,建立事前预防、事中化解与事后优化的弹性治理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注重前端管理,建立"表达-引导"的冲突预防机制;聚焦矛盾根源,建立"沟通-化解"的冲突解决机制;关注制度调适,建立"反馈-修正"的冲突管理优化机制。     

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消极民情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推进,我国乡村社会的民情总体上说在向积极方向发展,但诸如公共精神缺乏、拜金主义盛行、情理精神浓厚、迷信之风蔓延等消极民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乡村治理发生着"反方向"的负面作用。究其原因是传统国民性的惯性作用、乡村治理"内卷化"的直接后果和落后乡村文化生活的消极影响。所以,改造乡村社会消极民情的路径就是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规范基层公共权力的运行和加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变迁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农民政治参与制度构建与运行诸环节上的缺失与缺陷。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通过构建科学的制度体系，并付诸实践，使农民政治参与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