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博弈中的动态平衡——从联合利华的涨价风波谈起

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政府需要采用的市场规制手段是不同的,经济萧条时,政府应更加偏重产业政策的运用,市场制度完善,经济正常快速发展时就需更加偏重竞争政策,为市场主体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本无实质上的优劣之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两者处在一种此消彼长,动态平衡之中。在我国经济发展进人起飞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今天,应该适时改变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搭配模式,坚持竞争政策适度优先,产业政策适度存在,既不过分依赖竞争政策同时也要为产业政策预留必要的空间,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动态调和中逐步弱化产业政策的功能,强化竞争政策的作用。     

关于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适用的探析

竞争政策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制度保障;产业政策是政府促使产业规模化的有效手段。然而,产业政策却和竞争政策在很多方面相冲突。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相比,前者应处于优先适用的地位,但在实践中也不能把竞争政策作为唯一的经济政策,如何有效地使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相协调是我国目前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法规制

一、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含义及关系(一)竞争政策的含义竞争政策就是促进竞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防止、监督和制裁各种不正当行为和垄断行为,包括企业的经济性垄断及政府的行政性垄断。按照竞争理论,国家职责就是通过竞争政策,实现和维护有效竞争。竞争政策是法律化的政策,绝大部分都体现在各种法律条文之中,如美国的《谢尔曼法》及日本的《公平竞争法》等。但竞争政策并不局限于反垄断及其相关法律,而是政府干预与规范竞争性市场活动的各种重要政策工具的总称。竞争政策确立了企业在竞争过程中的基本原则、行为规范,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意…     

“走出去”战略下的央企合并竞争审查:挑战与应对

当前正蓬勃展开的新一轮央企合并,对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产生巨大影响,并使反垄断主管机构的竞争审查面临着如何协调政府意愿与促进企业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的挑战。为应对挑战,集中审查工作需坚守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辩证看待企业规模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同时通过与当前正在探索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分工合作、竞争执法权与政策协调权分立配置、经营者集中豁免规则完善等,平衡维护市场有效竞争与实现政府产业政策及发展战略的关系。     

我国《反垄断法》修订的几点思考

我国反垄断执法十一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执法经验和能力较执法初期有了很大提高。随着反垄断执法的常态化和深入发展,今天反垄断法部分条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在和未来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竞争政策在我国资源配置中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反垄断立法时候的政策环境相比,竞争政策在今天已经成为我国基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与之相比退到了次要地位。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现在有必要修订反垄断法。修订反垄断法应当强化竞争政策在这部法律中的地位,修订中应优先考虑执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法律修订虽然应当与时俱进,但要避免把国际上尚未普遍接受的条款急于纳入反垄断法,有些条款的修订还应当考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执法机关的现状。     

日本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

日本反垄断法在过去的60年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现在,反垄断法越来越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被称为是经济法中的基本法.日本反垄断法在实施中体现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对立和统一,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追求两者的协调发展是日本反垄断当局和部门主管机关的共同执法目标.我国刚刚颁布实施的反垄断法也将追求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发展作为指导原则,分析研究日本反垄断法的实施经验对于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目标

适用除外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在反垄断法中设置适用除外制度意在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关系,通过法律路径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致力于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我国<反垄断法>也设置了适用除外制度,因此,有必要以上述价值目标为基准对其进行考察、探讨.     

产业政策法治化再思考

产业政策是中国当下经济实践中频繁采用并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占有巨大权重的经济治理手段。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产业政策体系得以完整形塑之后,产业政策相应的制度建设几无进展,这与政策实践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形成了巨大落差。检讨产业政策现行立法中的缺失,对既往的立法理念、立法体制及具体制度安排进行全面的反思及重构,这对回应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所一直遭受的政策效果、政策公正性乃至政策出台的必要性等各方面的质疑,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实现其民主控制,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互联网行业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适用研究

当前，我国互联网已发展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起关键性支撑作用的公共信息基础实施和展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舞台。我国互联网行业经过市场竞争不断激发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竞争秩序的问题。在我国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的当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适用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全球化中的欧洲竞争法

跨国公司、国际性的企业合并以及世界市场这些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也已经成为竞争法和竞争政策中的概念。〔 1〕对企业合并和合作等事件的评价 ,通常涉及到若干国家的司法管辖权。这对欧盟和美国以及欧盟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 ,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和中国经济的逐步开放 ,跨国直接投资和国际企业合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现象。经济全球化在竞争政策和竞争法上的重要表现即是世界性大公司之间的“巨型合并”。〔 2〕这是企业为适应日益扩大的市场 ,为适应技术条件、竞争政策和财政经济条件的根本改变而采取的策…     

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的影响

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虽然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但两者干预经济的深度、广度及基本理念都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会对反垄断法的实施产生不同的效用。我国目前过于扩张的产业政策不仅延缓了反垄断立法进程,而且势必影响未来反垄断法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为避免反垄断法的边缘化,必须寻找与我国反垄断法相匹配的产业政策,必须妥善界定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在国家法与政策体系中各自的作用范围以及两者的主次关系。     

试论美国反托拉斯法价值目标的变化

反垄断法的多种价值目标之间既存在协调性又存在着冲突。美国反托拉斯法价值目标的重心在不断变化。反托拉斯法产生之初，政治目的重于经济目的，偏重从价值趋向上体现经济自由和民主，谢尔曼法的执行更多的一种象征和姿态。从20世纪30年代起，竞争成了反托拉斯法至高无上的价值，人们对竞争的认识不断深化。进入70年代后，效率优先逐渐成为反托拉斯法关注的重点。在全球化背景和新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日益突出，保护创新成了美国反托拉斯法新的追求。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产业政策与竞争规制协调视野下的国际航运反垄断豁免理论反思

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被视为航运产业政策与竞争规制融合与协调的交汇点,决定着反垄断法意义上非可责难性航运反竞争行为的范畴与边界。以历史成因、行业特性说、经济利益说为理论依据的航运业整体性豁免论认为豁免国际航运业竞争规制能够防止航运市场恶性竞争、提升规模经济、促进我国航运业发展。然而国际社会法律变革、航运市场结构变迁、消费者福利减损、产业比较视阈下的差别待遇无疑对传统行业整体豁免理论提出挑战。从产业政策与竞争规制协调视野来看,豁免垄断未必是鼓励航运业发展的最优选择。在否定航运业行业整体性反垄断豁免基础上可以按照对竞争的负面影响程度及效率标准有区别地建构多元化阶梯式航运垄断协议豁免体系。全球化承运人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亦可以替代传统国际航运协议组织实现航运资源协调配置。     

政府规制与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以日本反垄断法中的适用除外制度为讨论中心

在日本 ,体现竞争政策的反垄断法律制度是由公正交易委员会通过行政规制来实现的。为此 ,政府对反垄断法的运用完全取决于各行政部门对市场的理念和竞争政策的理解与重视。本文以战后日本反垄断法中适用除外制度的确立以及几次修改为主线 ,讨论了日本政府运用经济法规制市场经济的不同方法 ,从中探讨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并拟说明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是现代经济法不可缺少的两种功能。     

战后日本的环境法治化进程

战后日本的环境法治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 6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为了经济复兴 ,赶超世界先进国家 ,举国上下致力于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由于忽视了环境问题 ,各地严重污染事件频频发生 ,尤其是 5 0年代中期开始 ,因污染导致一些地方爆发了诸如骨疼病、水俣病、哮喘等非常严重的健康被害事件。无论是在政策层面上还是在法律层面上 ,政府都采取了由污染企业支付极少一点金钱的处理方式 ,很不合理。二、60年代后半期至 70年代前半期是日本公害对策与环境法制向前推进的时期 ,而其直接推动力则是反对公害的居民运动。就与损害赔偿法…     

企业组织再造活动之自由与管制（上）

观诸各国企业组织再造法制之发展动向，已由传统公司法所规定之公司合并、营业受让、股份取得及变更组织，发展出公司分割及股份转换股份交换、股份移转、概括承受、概括让与等新种类型。首先，由于企业组织再造活动之效果，将导致公司之人的组织与物的组织产生基础性变更，故企业组织再造之主要目的，应在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或员工等利害关系人之利益。另外，就跨国性之企业组织再造活动，系属于企业进行全球化竞争与组织战略布局之最直接方法，原则上应本于公司自治原则不加以干预，但就国家安全之角度而言，似应考虑应否对高科技产业及国防工业采行适度之管制措施。其次，企业组织再造因具备提供企业进行内部组织调整与外部成长功能，故从竞争政策之角度而言，为避免企业因内部成长形成市场之寡占或独占，每设有独占法制；相对地，为避免企业因外部成长导致市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每设有企业结合法制。因此，各国为监控事业结合，莫不从事前防弊之观点采取事前监督机制。再者，为提升企业之国际竞争力，各国在经济政策之推动上，陆续提出各种具体之经济振兴政策或金融振兴政策，藉由提供租税优惠措施、财务优惠措施或其它配套措施以鼓励企业进行组织再造。惟理论上仍不许违背公平原理或竞争原理，以免无法适用租税优惠或财税优惠之企业，处于过于不利之竞争地位。对于问题金融机构之处理，贵在神速，始能减低对整体金融市场所造成之系统风险及负面效应，但鉴于一般对于事业结合管制，皆采取事前申报异议制，在立法政策上，不仅不宜在竞争政策上过度退让，同时不应恣意降低意思决定机关之决议门槛，而对于利害关系人产生过度之危害。至于如何调和性质上互相冲突之竞争政策、社会政策、劳工政策、产业政策或金融政策，除应致力于拟定兼具公平正义与竞争原理之法律政策外，如能导入简易企业组织再造法制，似不失为一值得可行之方法。最后，就产业振兴政策或金融振兴政策而言，二者之最终目的均在促进市场之自由公平竞争，故应本于竞争政策为主轴、产业政策为辅之基本理念，且不得随意松动企业组织再造法制之基本原理，以拟定妥适可行之经济政策。     

地方产业政策法治化的制度建构——以雄安新区传统产业转移升级为例

推进传统产业转移升级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但从当前产业转移升级的现状来看，存在着传统产业去留与高端高新产业布局困难的现实困境，反映出在地方限缩性产业政策与扩张性产业政策下法治保障缺失。雄安新区作为“创新之城”,透射出产业发展亟需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法治的关系，建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强调政府干预的法治化，让产业政策回归引导本义。具体而言，需要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主要通过程序性的地方立法，将产业政策纳入法治化轨道。在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建立起民主决策制度、政策评估制度、问责制度等保障机制，运用法治手段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依法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WTO框架下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问题述评

由于私方反竞争行为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障碍,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努力以协调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竞争问题的复杂性,对于应由什么机构、采用什么方法协调两者之问的关系,国际社会还存在激烈的论争。考虑到WTO能力的有限性和各国竞争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利益需求的差异性等因素,将竞争政策问题全面纳入WTO调整范畴尚为时过早。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与立法工作可通过两个途径同时展开:逐步将那些与贸易有密切关联关系的竞争政策纳入WTO调整范围;竞争政策的其它问题可在WTO之外进行讨论与协调。     

WTO框架下竞争政策多边协调的困境与出路

在开放的经济中,贸易与竞争不可分离,但是,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并不完全一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少加剧了经济竞争,竞争政策成为WTO关注的焦点。其分散规定在众多的协定当中,是作为贸易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竞争问题整体发生效力。因此本文就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困境和出路着重展开了论述。     

日本环境会议的总结与展望

<正> 1979年6月9日与10日,在东京召开了第九届日本环境会议。在这九年的前半期,虽然反映了反公害的舆论,看到了环境行政部门相当积极地开展工作的情景,但是后半期,特别是在最后三、四年,却发生了明显倒退的现象。在石油危机以及能源问题出现以后,高唱"发展地区经济为中心"的词句,叫嚷"处理公害问题,今后再进一步提高"的论调,为公害对策的倒退制造借口。但是,黑白是不能颠倒的,这些所谓理由的任何一点,都不能作为正在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生活基础——破坏环境的合法理由。恰恰相反,如果将环境保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