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欧在欧亚大陆的互动——兼论“一带一路”对三方关系的影响

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这三种区域进程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与主导政治观念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也不同,但中、俄、欧这三大行为主体也有寻求接近与合作的愿望。推动欧亚大陆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动力,不光显著地出自经济领域,还来自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构变迁,更由于观念形态所出现的深层变化。当然,三大主体间的接近与合作,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的阻碍和牵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凸显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一带一路"以其各种功能,既可以穿行在欧亚大陆不同的区域体制之间,成为连接各个国家的交往管道;同时也必定会在共同利益之上,经过长时间努力,建立起机制和规则,推动互联互通。在可见的将来,这种目标合宜、小步推进、避免冲突、求同存异、非排他性的建构方式,能够为推进欧亚合作,乃至未来地区与国际秩序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     

跨界发展: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亚洲生产网络的边界扩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构建一个能够为所有参与国接纳的具有崭新内容和含义的框架。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跨越了文化所划分的边界,亚洲生产网络跨越了企业与国界的边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加宽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现代的东亚国家依靠亚洲生产网络实现了经济上的复兴,然而许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依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面临嵌合到全球价值链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寻找自身地位的困境。与此同时,亚洲生产网络受困于自身发展创造出来的新边界,需要拓展边界的机遇和新推动力。因此,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亚洲生产网络的拓展提供推动力,以亚洲生产网络的边界扩展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空间和实体依托,创造跨界发展新契机,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的共容利益,也是能够为参与者接受的承诺与愿景。     

构建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国家协同发展优先事项

中央欧亚国家面临着一系列内部挑战和外部威胁,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全稳定需要各个国家间的协同合作。中国意在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完成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并同时解决其西部地区和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的发展与稳定问题。俄罗斯则利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统一的关税空间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保护参与国的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提高成员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推动下,拥有资源优势的中央欧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投资吸引力。中央欧亚国家间的协同发展既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投资能力,也离不开欧亚经济联盟制度框架下已成型的一体化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一体化项目将成为中央欧亚发展的驱动力,二者的对接与合作将改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促进中央欧亚交通物流领域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维护该地区以及各国内部的安全与稳定。     

传统的再发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与实践——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在地区国际合作研究中的探索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特定的地区发展环境中被提出的。作为一项新的地区发展计划,"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观念需要被广大欧亚大陆国家认可、具备合法性之后,才能起到路线图的作用。中国政府通过发掘"古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进行传统的再发明,试图建构地区共同体,进而重构地区国家间的社会关系。观念的制度化需要特定的场域,在中亚存在多元地区主义的竞争,基于历史合法性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还需要加以充实。尽管其界定了地区成员国的利益范畴,但并不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全部动力,观念的发明者还需提供更多的利益诱导来获取合作者的支持。这一过程展现了国家"文本"背后的意图,即如何建构一项合作观念、表达观念潜在的利益和寻求观念的制度化,从而为理解观念、利益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可能维度。     

“东北亚经济合作设想”简介

“东北亚经济合作设想”简介韩镇涉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设想包括两个不同概念的“圈”：一种是以国家为单位，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全范围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图；一种是以国家和中央政府为其后盾，以地方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局部区域经济合作圈。这两种形式的合作圈既有联系又...     

“东北亚经济合作设想”简介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设想包括两个不同概念的“圈”:一种是以国家为单位,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全范围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圈;一种是以国家和中央政府为其后盾,以地方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局部区域经济合作圈。这两种形式的合作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 在东北亚经济合作方面,近来出版了不少专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屿仓民生主编的《东北亚经济圈的胎动——东西接近的新开拓地》(1992年5月,亚洲经济出版会出版),韩国金成勋、金泰弘、     

从组织行为模式看印尼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印尼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其显著特点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防疫.印尼地方政府在这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阶段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怎样的联动关系?这些都可以运用艾利森提出的政府决策组织行为模式进行分析.在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的出台与实施过程中,印尼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组织的行动均相互关联,各部门间存在显著的联动关系.这种联动关系的存在以及印尼的地方自治制度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变通执行、制定特殊政策、进行反馈等方式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内容及最终实施效果.随着地方自治制度下地方政府职能的加强,作为中央政府的基层组织,地方政府不再只是机械地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工具,而是所在地区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试论俄罗斯央地关系治理的非常规工具选择——能源治理

俄罗斯治理央地关系的效果一直遭到质疑,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和联邦主体最多的国家,它没有像中国那样实现地方经济活力的释放和地方多样化发展的格局。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国家能力维护型联邦主义":在政治上承认宪法保障的地方分权事实,同时却寻求利用多样化的治理工具实现对地方的权力控制。因此,俄罗斯的央地关系长期受到地方独立倾向的挑战并威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治理央地关系面临常规工具选择的困局:在联邦宪政体制背景下,中央政府只能依据宪法规定的权力清单来规制地方政府;苏共的全面解体导致地方行政资源更多地集中到地方精英手中;中央政府秉承的不干预为主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坐视刚性的联邦财税制度和混乱的"联邦—地方"协议体系完全破坏其财税杠杆工具。为了突破以上困局,俄罗斯中央政府基于其地方当局依赖能源产业的现实,选择能源治理作为非常规的央地关系治理工具,从国家能源重点资产的控制权着手,配合限制地方油气出口能力的高税负和管道配额歧视政策,以国家油气公司为主要平台,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规制,并通过法律巩固利用能源工具治理央地关系的成果。     

中国海洋安全:理念认知、现实意义和实践路径CSSCI

海洋安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维护正当海洋权益,是构建世界公正合理的海洋秩序的前提和基础。构建合作共赢的海洋安全秩序,有利于中国更好维护海洋权益。就国家层面而言,海洋安全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地区层面而言,中国的海洋安全认知拓展了中国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的范畴;就全球层面而言,中国的海洋安全实践是中国提供全球海洋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尝试。中国海洋安全的实践路径,以确立海洋安全战略目标、基于区域及跨区域经贸合作的安全保障、价值观认同实现海洋安全合作以及海洋终极安全为理念逻辑,通过建设"海洋强国"、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维度加以推进。     

“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特征研究

2013年下半年我国提出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下称"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不只是国内一些地区和产业的发展战略,也不仅是我国对外合作的新倡议,而是未来我国全方位、多领域、跨区域的内外合作、协调发展和主动融合的战略举措,是内外战略相统一的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具有特定的地缘空间特征,认识其内在关联与互动关系,把握其在地缘政治经济、跨区域合作、合作秩序和和外部性等方面的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推进这一战略构想和对外倡议。其中,尊重主权国的权益,培育共同的合作利益和合作文化,是共建和共享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合作秩序的基础。这一战略构想的外部性较为复杂,未来发展有赖于积极的政策对话、共享的合作理念、良性互动的规模性经贸活动、共同投资与合作机制与惯例等"丝路文化"的支撑。同时,须有效管控有关国家和地区间的利益差异以及潜在冲突。     

叙事、实践与展演:李光耀葬礼中的“剧场政治”

东南亚地区是观察"新国家"的人类学"实验室",而作为新兴国家的新加坡尤其具有显著的研究意义。李光耀辞世预示着新加坡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新加坡国家发展而言更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李光耀葬礼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和社会通过口述历史或文本制作等方式来叙述李光耀,辅之以各方行为者全面参与的幕后实践,在跨域空间和国家仪式舞台前狂欢式地展演新加坡。最终,李光耀成为新加坡国家的符号象征,从而凸显了新加坡国家建构的"剧场政治"。来自李光耀葬礼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思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国家建构路径以及进一步了解"剧场国家"的内涵皆具有启发意义。     

新冠疫情下东南亚区域机制化合作新进程探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为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东南亚国家携起手来,团结协作共同抗疫,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造成的"东亚悲剧"阴影对东亚区域仍产生消极影响,但东南亚国家能够超越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区域主义",积极推行"开放区域主义"的合作理念.运用超越"雁形模式"的"平轴模式"概念,可以更好地解析东亚国家强化区域认同,加强互信互助,推动联合抗击疫情的制度化区域合作进程.而泛东亚的"胡桃模式"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盟+中日韩"合作内核机制及其与区域外重要国家协调的外壳机制构成的双层跨区域合作的复合型框架的建构.在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中美两国应建构一种"双核模式",以防止滑向冲突,积极地相向而行,共同管理好太平洋这台巨型电脑.新冠疫情中的种种乱象预示着西方主导的平面全球化行将终结,东南亚以及东北亚区域的机制化合作将有助于加强亚洲各区域的聚合,促进世界形成区域间相互连接与合作的立体性网络化全球社会.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俄中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路线途径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国土,因此,俄罗斯不可能对这一倡议持漠视态度。在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优先方向开始从西方转向东方。俄罗斯需要利用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带来的机遇,提升与所有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水平。在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俄罗斯需要与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中亚国家在内的东部近邻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得进展。因此,即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都应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积极参与方。     

东南亚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以“APP事件”为例

东南亚地区环境的恶化使该地区的环境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环境治理的政府主导模式正向国家、公司、NGO共同参与的模式转型。APP事件是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案例,在这一事件中,国家和公司依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NGO成为引领环境治理的先锋力量。NGO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和在推动国家与公司参与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导致了治理结构的变革。APP事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三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模式,使国家、公司、NGO可以通过特定的机制形成区域环境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文章认为,中国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其合作导向的离岸一体化实践是相符的,其主旨是实现合作与双赢,而非对抗和避险。文章考察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内与国际基础。从国内基础看,尽管部分省(区市)积极融入和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但顶层设计的缺乏和无序竞争的风险可能削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意义,甚至影响其最终实现。国际基础方面,文章分析了域外大国及沿线国家官方和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态度,发现该倡议面临区域外部力量的压力,但区域内主要国家对这一倡议的理解和赞同多于疑虑与反对。文章还比较分析了该区域其他国家提出的有关该区域的发展策略与规划。中国的方案应该充分吸纳和借鉴已有方案的优点,对其所忽视的重要领域进行补充。最后,文章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应分战略动员、战略规划与战略实施三步走的方案设想。     

新时代中俄全面合作与欧亚大陆经济空间再拓展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正在走向新的发展十字路口。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成为两国巩固共同利益、最大限度维护地区秩序、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抓手。在欧亚内陆广袤的经济空间中,"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并行不悖,相互融通,推动两国战略一致性的形成与互联互通的深化推进。尽管当前两国在"带盟"对接上仍有部分问题有待解决,但双方都秉持积极开放心态推进对接合作。"带盟"对接能够给欧亚地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此外,展现两国高水平合作的"带盟"对接,也将成为建设亚欧命运共同体的最佳示范,必能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促进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心理动机研究——兼论对中国独联体地区外交的启示

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是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不过,其行为似乎并非在贯彻一种试图在前苏联地区重建"帝国"的连贯战略,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做出应对。通过将心理因素纳入到分析当中,能够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行为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自乌克兰反对派破坏与亚努科维奇达成的和解协定而主要的西方国家迅速承认由反对派组建的临时政府伊始,俄罗斯决策者即产生了强烈的愤怒和怨恨等情绪。主要受此情绪影响,俄罗斯决定推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眷恋"感,使其排除了支持克里米亚独立这一选项。由于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的关系有别于其与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关系,致使俄罗斯目前没有在该地区复制"克里米亚模式"。从心理层面分析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动机,对于我们明晰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何以演变至目前这种"新冷战"的状态,以及剖析欧美国家对俄政策的失误能提供一定的洞见,而且能为中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卢武铉政府对东北亚时代的新构想--多中心的看法

政府提出了两方面的国家发展构想.一个是配合中央政府脱离不平衡发展的模式,通过地方分权和革新势力谋求地区平衡发展的参与模式.另一个是摆脱现有的以市民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推出一个新的"开放型、活力型"的连接、协作、发展的东北亚网络,这就是东北亚经济中心.     

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与路径选择

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实现中国周边外交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基于"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的高度契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上合组织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作为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最重要的合作平台,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诸如政治安全保障、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与人文合作机制等重要公共物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蕴藏的合作潜力有助于扩员后的上合组织整合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利益需求,提升组织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但上合组织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与配套措施还不足以有效地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持续深入推进。因此,上合组织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组织定位,通过推动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政策沟通,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塑造组织认同等路径来实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效对接。     

21世纪初两次国际抗议浪潮的关联与比较——兼论作为中介的吉尔吉斯斯坦“革命”

21世纪初的两次国际抗议浪潮——"颜色革命"与中东变局,彼此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关联。对此,国内外学术界持有两种主要观点:其一是将二者统一纳入全球民主化浪潮进行考察,其二是集中分析公民社会在两次抗议浪潮中的联系与作用。然而,这两种观点存在忽视地区结构性条件和夸大公民社会视角的适用性等不足。实际上,还可以尝试从国家层面这种新的研究路径寻找关联。吉尔吉斯斯坦所具有的后苏联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两个身份,使该国可被视作两次抗议浪潮中"承前启后"的中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21世纪初发生的两次政权更迭与两次国际抗议浪潮同时存在共性与差异,它既前接"颜色革命",又后联中东变局。在国家层次寻找中介的角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可以避免既有研究过于宏观或微观而造成的局限,进而为抗争政治的跨区域比较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对21世纪初两次国际抗议浪潮进行反思,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抗议浪潮形成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