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侦查管辖的程序偏差与纠偏路径

指定侦查管辖是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管辖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保证刑事诉讼能够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司法实践来看,指定侦查管辖具有适用标准的模糊性、适用动机的功利性、适用过程的职权性以及指定行为的预决性等特征。指定侦查管辖在刑事诉讼法中缺乏明确依据,强化“侦查中心主义”地位,存在启动与协商机制不够规范,适用过程中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同步异化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人员对指定侦查管辖价值认识不足,立法理念与司法体制下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存在冲突。完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的路径是,在立法层面明确指定侦查管辖的功能定位,细化相关规定;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贯彻程序公正;发挥法律监督刚性,强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约监督。     

侦查认识中的“无罪推定”与“有罪假设”

"无罪"与"有罪"是一对矛盾概念,但是"无罪推定"与"有罪假设"都是侦查领域的重要命题。无罪推定是一个法律层面的概念,是法律人经历价值选择的结果;有罪假设是一个事实层面的概念,是侦查认识活动必然运用的思维、方法。一方面,侦查人员需树立对"无罪推定"的正确认识:"无罪推定"不是证据法上的"推定",也不能作为侦查认识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侦查学领域需承认有罪假设的存在,对其进行正确分析。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事实层面有罪假设的必然存在才导致法律层面无罪推定的产生。     

检务公开中的最大限度公开原则

在最大限度公开的信息公开原则下,检务信息也应当坚持"最大限度公开"。从应然角度来看,检务公开范围包括"检察事务信息"和"检察执法信息";从实然角度来看,检务公开的范围会受到传统保密理念以及技术条件等因素限制。为实现"公开"与"例外"的平衡发展,检察机关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应当在宏观上把握公开推定、例外先定、例外有限以及例外时限原则,并将二者范围和标准的界定纳入专门立法议程。     

侦查目的理论之反思

当前就侦查目的的研究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侦查直接目的观、侦查程序目的观和动态平衡观。对刑事立法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侦查程序目的观中的三种学说,即"审判准备说"、"公诉准备说"以及"侦查独立说"。通过反思不难发现,这些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司法改革的有序进行。     

适度公开侦查原则论

适度公开侦查原则是行政公开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长期以来所强调的侦查秘密原则存在固有的价值缺陷,该原则过分强调侦查程序的工具合理性而忽视了价值合理性。确立适度公开侦查原则具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基础,它是民主政治的法律程序制度落实,确立该原则有利于监督和制约侦查权力的运行,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和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能够确保公民知情权在侦查领域中的实现,促进侦查程序正义性价值目标的实现。适度公开侦查原则要通过立法加以确立,立法内容上要对侦查公开对象、事项、方式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论国外前置侦查与我国侦查程序的契合

经侦初查引发了人们对立案前侦查行为合法性的思考。在国外,人们正尝试用"前置侦查"来解决此问题。前置侦查理论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从立法精神、立法渊源及法律条文等各方面都是相互契合的。通过对刑事诉讼法进行深入思考与解读,可以完成对侦查程序逻辑层面的重构。     

对我国诱惑侦查制度法治化的思考

运用于我国侦查实践中的诱惑侦查,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较高的效能,但在立法上却是空白,立法的缺失必然导致实践问题的存在。本文在分析了我国诱惑侦查的现状、使其合法化理由的基础上,重点从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程序控制等方面论述了对我国诱惑侦查的制度构建。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诱惑侦查的若干思考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形式,对重大复杂案件侦破难题的解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同时,从侧面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以及在由其所导致的诸如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诱惑侦查相关措施的完善问题等方面,亟需进一步的立法完善,以更好地保障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查讯问工作的实践考察与完善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庭审实质化为核心,以证据裁判原则为抓手,以直接言词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实现途径,这对作为重要证据来源的侦查讯问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实践考察情况来看,由于侦查机关案多人少和少数侦查人员法治理念不强、证据意识欠缺等因素制约,侦查讯问工作仍存在着讯问主体不合法、讯问程序不规范、权利保障不到位及录音录像不完整、与笔录不一致、拍摄制作不专业等问题。改进侦查讯问工作的可行路径包括理念重塑、立法完善和规范执法。     

论侦查不作为的构成与防治

侦查不作为与我国现行诉讼程序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侦查中心主义"和封闭式诉讼程序结构致使侦查机关权力过大,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制约。立法及诉讼理论对侦查权的性质定位不明是导致或诱发侦查不作为的深层原因。矫治侦查不作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和检察监督手段,但这些手段都存在各自的局限。应当在确立多种防治方案以应纷繁复杂实践之需的同时,重点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将侦查行为规制纳入警检关系调整框架下,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引导,同步监督和制约侦查活动。     

冲突与平衡:诱惑侦查与公民权利的保障——以新刑诉法修正案基本原则之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依据

由于诱惑侦查需要采取暗示或诱导等手段,使侦查对象陷入一定的错误认识从而实施犯罪行为,所以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一方面是行之有效的侦查措施,另一方面是侵害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诱惑侦查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要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必须要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层面的规制,最大程度上减小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确保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达到打击犯罪的效果。     

秘密侦查蕴藏的争议和风险分析

秘密侦查的"秘密"状态在最大化地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功效的同时,也导致外界对秘密侦查监督严格程度的放松.侦查机关独享秘密侦查的自由裁量权,使秘密侦查适用中存在四项巨大风险,即损害公正审判权,威胁侦查员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使用线人会产生消极后果,导致传统的程序监控机制和外来监督机制失效.因此,秘密侦查立法应充分考虑各种相应的防弊措施.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制约机制问题研究

由于侦查活动的特殊性及隐蔽性，侦查行为在实践中很容易被滥用。为有效保障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侦查行为进行合理的监督成为侦查程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我国，检察机关在被授予法律监督权的同时又享有侦查犯罪的权力。一直以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存在严重的缺失，法律的公正性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应当从立法上进行约束，赋予辩护律师相应的权力，以完善侦查制约机制。     

别让网络投票沦为闹剧

网络投票乱象主要包括"权力拉票""关系拉票""金钱拉票"找专业组织"刷票"等。要强化网络社会责任意识,从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治理网络投票乱象,规范网络投票行为,引导网络投票向真实、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     

权利与权力的法理区别

"权利"与"权力"是社会生活特别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常见、常用的两个词。人们说,"我有权讲话";或者说,"我有权管你"。这两个"权"字相同,而内涵是不同的,前者是"权利"(言论自由权利),后者是"权力"(行政管理权力)。但人们往往分不清二者的区别,时常混用,也没有弄清或摆正两者的关系,乃至导致侵权(权利)、越权(权力)等不法行为。因此,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澄清,从思想上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和权力意识。一、权利与权力的涵义权利与权力是法理学,特别是宪法学上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宪法和其他公法与私法上的基本细胞,是立法体系中的基本元素。任何法律关系、法律规范以及法学原理,最后都可以归     

刑事错案成因、预防及纠正对策

刑事错案并不完全等同于平时所说的冤假错案,其主要包括因客观原因而产生的错案,以及因为主观上存在司法过错而产生的错案。对于前一种情况无法完全避免,但可以通过专业水平的提高及侦查技术等的进步来减少;对后一种情况则可以从多种层面予以遏制,进而完全避免出现人为因素导致的刑事错案,树立司法权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及时、准确地查明犯罪事实,追究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通过多种途径克减刑事错案的发生。     

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划分——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

<正>2015年3月15日,《立法法》修正完成,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地方立法在设区的市层面上实现了主体扩容、权限收缩:一般地方立法主体从49个"较大的市"扩展到280多个设区的市、30个自治州以及全国人大批准的东莞、中山、嘉峪关和三沙等四个不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普及到了全国320多个地级行政区,成为全国普遍性享有的地方权力。与此同时,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大幅度限缩,仅能对"城     

和谐侦查实证研究

和谐侦查即指权力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和社会许容度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力求人、机关组织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和谐侦查的实证分析,就是试图将此种理想而又理性的价值追求限制在客观情境的可能范围之内,在科学把握"实然"的前提上去探讨、修正或贯彻"应然"的价值取向,防止谬误.欲实证探求侦查实然现状,则应该从侦查效益入手,分析其侦查成本及收益,而现有的破案率和错案率等反映了侦查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其原因包括:警力不足;侦查水平尤其是技术侦查水平不足;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法官的任意;不合理的讯问;误用知情人、证人或特情;非常的压力;平等对抗平台的缺失等.侦查和谐的路径所指是:让物证说话.全面保障权利和理性的法律.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的核心就是刑事案件的侦查,在侦查阶段能否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没有存在的法律空间,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权不符,并容易导致公安机关权力滥用。但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并有其自身的优势,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法律上的障碍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目前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主要是侵犯个人人身和财产法益的犯罪、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小的轻罪案件,以后可以扩展到严重的刑事犯罪。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和解不能忽视调查取证,应注意对话基础上赔偿协议的达成,同时也要改变和完善目前的执法考核指标体系。     

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的规制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实现权力的有效制约,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议行合一"恰恰与权力制约存在悖论,人大的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使得人大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缺位、错位、越位甚至权力寻租现象,这在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两方面体现得尤为严重。从人大权力的规范与运行的角度分析制度层面存在的缺陷,进而在制度上和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细化人大的权力与运行,以期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现有体制,使其实现理论上、观念上、客观上切实并有效代表民意的真正权力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