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治理:矛盾、改革及其趋向——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基于对武汉市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之路的研究探寻城市基层治理之道。城市基层治理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行政权与自治权的有效划分与两种权力运行的有机衔接。在未来城市基层治理改革中,必须以此为主线,理顺体制关系、还原社区本质,实现社区事务的分类管理,不断巩固社区自治的社会基础,实现财与事的有机统一,形成多远资金筹措机制,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基层公安信访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当前,信访问题已成为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中一个较难解决的课题。本文客观地分析了出现信访问题的原因及特点,认为解决基层公安信访问题,感情是基础、领导是关键、机制是保障、人员是前提、责任是重点、联动是保证。     

公安信访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加快调整时期。由各种矛盾和问题引发的群众信访问题越来越突出，涉及公安机关的信访问题也同样突出。着眼于现行的信访制度，运用经济学成本收益比较理论分析当前我国信访现象，通过对当前公安信访现象特点和成因的成本收益分析，不难发现。成本收益问题既是公安信访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公安信访问题的方向和目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信访工作．一是要把群众信访看作一种收益；二是要创新节约成本的信访工作渠道；三是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初信初访问题；四是要尽最大努力减少重信重访问题；五是要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追求。     

基于合作治理视角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来自西部4省的实证分析

在合作治理理论的视角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基于对西部四省1431名样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合作治理各方的合作性目标和上级公共部门支持感对治理过程中合作各方的协同行为、共同决策和公共服务质量有正向显著影响,合作主体间的信任在合作主体各方的合作性目标和公共服务质量之间,在上级公共部门支持感和合作各方的协同行为以及共同决策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新时代公安信访工作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分析——基于辽宁省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调研

新时代,公安机关信访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也对公安机关信访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公安机关可围绕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人”,从领导干部、人民群众、重点上访人群、基层民警这四类公安信访工作的重点人员要素出发,寻求新时代公安信访工作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具体要强化党建引领,抓好领导干部,开展信访突出问题攻坚化解;坚持人民性,做好群众工作,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抓手推动案件化解;坚定法治化方向,依法打击违法信访人,维护良好信访秩序;面向信访工作需求,提升公安民警专业能力,服务社会治理实践,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进而积极助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关于做好公安基层所队长的认识与思考

作为公安基层单位的领头雁,公安基层所队长责任重大。要履行好带好一支队伍、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和谐、服务一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就要在工作要求、工作开展和个人素质上树立目标,有所追求,进而有所成就。     

城市基层社区的涉疫矛盾纠纷及其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城市基层社区不仅要严格管控服务于疫情防治的需要,更要保障社会秩序和普通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由此催生了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的权利分歧、定居者与“外来者”的身份区隔、社区工作人员与城市服务业从业者的空间纠葛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等矛盾纠纷。大多数涉疫矛盾纠纷因刚性管理与柔性治理的失衡、责任与资源的错位、个体权利与公共意识的张力及隔离与社会性的悖论而生,只有通过提升社区治理的专业性、统筹社区治理资源、激发社区共同体意识和构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等机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     

对加强城市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探讨

近年来,城市基层公安派出所的警力一般都增加了,装备也改善了,许多派出所添置了轻骑、摩托、吉普及步话机等,然而基层基础工作在有的方面反而还弱了。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我们应该进行全面、科学地分析,并针对发展变化的情况,提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对策。从宏观因素分析,近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经济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经济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仅涉及城市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就有:     

城市治理体系及其分析维度

城市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众多而繁杂,如何按照城市治理的要求进行系统的梳理就是本文的任务。城市治理主体作为一个包容性的体系,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按照参与的目的和动机,从组织形式上可以归结为三类利益主体: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本文进而提出了城市治理主体的利益定位、利益关系、利益互动三个分析维度,以此作为分析城市治理中伙伴关系运行机制的指南。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时代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证分析——以X市为例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笔者发现,近年来X市通过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和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不断完善,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得到加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水平有效提升,但在治理理念、配套机制、治理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针对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强化党建引领、创新体制机制、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四治融合”等方面为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     

搭建基层信访平台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儋州市海头镇信访服务中心的工作调查

2010年前,海头镇是海南省上访问题比较突出的一个乡镇,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集结上访事件。但自2010年10月,该镇成立起全省第一家乡镇基层信访服务中心后,这一现象得到了极大改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赴省、市上访"0"记录的可喜局面。这一巨大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信用赋能基层治理——基于浙江的案例分析

强化基层信用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加快构建信用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制度基础,以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为基点,健全信用服务体系的技术支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企业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题,从省域层面实现了信用信息的深度融合应用,在推动投资、消费和治理等领域形成了典型经验。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经历了单位体制、街道体制以及社区体制三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背景、社会本位理念转变、政治行为主体、外部示范效应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并在收益和制度黏性的作用下不断强化。但是在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否决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要抓住"历史否决点"时期,及时调整和改革现有制度,实现制度创新。     

基层治理的难点怎么解——从“微信‘吐槽’被拘”看基层治理现代化

网民"微信‘吐槽’"而被"行政拘留"的一些事件,折射出众多基层治理中的"难点"与"痛点"。要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治理观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进行系统配套的体制改革。     

关注社会难点 治理城市顽疾——石景山政协委员关注非法小公共的治理工作

今年初，区政协委员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模式口西里咱段非法小公共猖獗的情况，进行了为期40多天的深入调查，提供了11辆在这一路段无照运营的小公共的车牌号码。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专项整治。主管副区长批示：要求城管牵头，公安、交通支队配合，打掉黑车，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区城管大队接到指示，立即动手，与公安、交通部门进行协调，制定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治理原则，并积极进行整治。3月15日，区政协对区城管和交通部门落实委员建议，治理非法小公共情况进行了追踪视察。     

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逻辑证明——基于对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治理的个案分析

基层治理机制的建立与组织建设的完善是城乡统筹建设的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通过对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基层治理状况的个案研究,推理出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构建逻辑,即构建健全和发达的基层公民社会,是为了实现公益的完整诉求,形成国家与社会良好合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