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俄罗斯国家对外目标的影响

根据意识形态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保守型和革命型。前者对现状满意,认同现存国际权势分配,遵守现存国际法治;后者对现状不满,憧憬对现存体系权力结构进行颠覆与修正,以应然式的道德原理批判现有国际法治,并以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能动性为标志。革命型意识形态与既有国际秩序存在内生对立与冲突,作为一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指导思想,具备内在固有的修正主义动机。俄罗斯传统意识形态属于保守型,以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地位和帝国传统、反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目标。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先后取得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其意识形态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型特质。在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俄罗斯对外政策目标呈现出较多的修正主义色彩,对传统国际体系持否定与敌视态度,并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发生一系列对抗与冲突。而地缘环境产生的不安全感也使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得以强化。但是,由于俄罗斯与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特别是与首要强国实力对比,并无明显优势或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出于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俄罗斯需要维护当时的国际体系均势,以免受潜在霸权国的侵略威胁。在不得已的条件下,根据当时国际体系的均势结构特征,适时调整具有革命型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外政策,使对外政策的修正主义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妥协。在国家安全拥有余裕的前提下,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色彩较强,反之,则进攻色彩弱化。     

俄罗斯国家安全要素的互动与结构——地缘不安全语境下的循环与延续

开放性与陆权属性形成俄罗斯地缘特征的不安全性。局部扩张和对外制衡,是俄罗斯国家对外目标的两个基本方面。以扩张为防御手段,是俄罗斯解决地缘开放性问题的传统方法。由于俄罗斯处于弱势大国地位,对外制衡成为其维护国际均势、利用均势机制维系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必要手段。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处于程度较高的安全竞争之中,需要将大量的国内资源用于对外事务。在要素效率落后、经济资源不足的前提下,要求以集权式的社会(军事)动员体制超经济汲取社会资源,导致用于国内发展的资源受到挤占。加上集权体制对个人自由与创造性的压抑,发展的落后性将长期存在。而发展的落后性及安全环境的竞争性,又导致依赖通过局部扩张维持或扩大国家规模,以弥补经济资源的不足,并扩大防御纵深;通过对外制衡,维持国际均势结构,以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通过集权体制以较高比例汲取社会资源并稳定国内秩序;从而出现安全逻辑结构的循环。地缘不安全与对外目标的稳定性,及其对集权体制的依赖,导致权威主义领导下的集体主义和契合对外扩张的救世主义思想,因仍具现实意义与思维惯性,而得以传承与存续。为了应对地缘不安全而形成的对外目标、动员体制、思想观念,因要素效率落后的传动机制,与发展的落后性形成互为因果、彼此强化的稳态循环,使俄罗斯的安全结构呈现出具有历史继承性的演化特征。     

俄罗斯安全观的嬗变、延续与回归

俄罗斯安全观随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呈弹性变化,具有可变性与可塑性。其传统安全观基于“霍布斯意象”的权力导向模式,分为周边和欧洲国际体系两个层面。俄罗斯在周边主要奉行局部扩张战略,在欧洲国际体系主要奉行权力制衡战略。局部扩张与权力制衡有利于物理力量的积聚与国际平衡,使俄罗斯得以应对地缘不安全问题。但传统安全格局的稳定仍需大国在战略层面的国际共识加以维系。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变化,促成非传统地缘竞争的国际格局。在新的国际情境下,俄罗斯传统安全观战略层面的共识成分逐渐向认知层面转化,并开始突破或超越“霍布斯意象”。俄罗斯新安全观呈现不同认知层次的三维投射。随着国际互动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俄罗斯安全观的演变与发展呈双向可逆特征：既可以向未来迈进,也可以向传统回归。     

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当代俄罗斯外交研究的方法论刍议——基于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的考察

本文从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的视角,来观察当代俄罗斯的外交现象。外交主体及观念视角的讨论,深入分析了俄罗斯外交角色的复杂含义,旨在探讨西方叙事模式、单线时间观念、以"民主-专制"简单化地将世界一分为二等标准的局限,从而展现俄罗斯外交主体的独特身份。结构角度的研究阐释了俄罗斯在世界文明、国际体系中的成长、发展过程,包括其文明结构的内在属性与外部特征,以及在大国多边关系中的地位、动态性结构功能等。周期性视角下的研究则通过"短-中-长时段"分析,追寻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逻辑特征。本文把对俄罗斯外交的研究置于全球转型,尤其是俄罗斯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力求基于事实与理论的分析,通过反思,为这一领域的学术范畴与理论工具的构建与运用,提供若干建设性的参照与铺垫。     

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

作者认为中亚地区格局不能使用"大博弈"的模式予以解读,复合的权力结构模式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强大的美国以及区内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起构建了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网络.中亚国家从国际政治行为客体到日益具备行为主体特征的身份转变,是形成这种地区格局的重要原因.就中国而言,以一种合作性的多边主义为原则,推动各方以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实行开放型的合作,营造和谐的中亚地区,是一个较好的战略选择.     

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武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地位寻求、角色构建与英国脱欧后的对外政策调整

国家的寻求地位行为会导致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在具有等级特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会根据自身实力和客观环境,寻求合适的国家地位。在确定地位目标后,国家会匹配相应的角色,并面对国际观众和国内观众进行角色扮演。而国家的角色扮演,就是国家对外政策选择及调整的过程。从地位寻求到角色构建再到对外政策调整的整个传导链条,是国家在与国际、国内观众互动的情境下,其对外行为的逻辑自洽过程。本文建构了一个整体解释框架,意在阐释国家的地位寻求、角色构建与对外政策调整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传导机制。按照该框架的解释,英国在脱欧后寻求全球性大国地位,并扮演了美国忠实盟友、欧盟区域伙伴、全球贸易大国、“盎格鲁圈”协调者、英联邦领导者、民主价值观维护者等国家角色,由此带来对外政策的显著调整。     

俄罗斯对外援助体系研究

2005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俄罗斯开始加大对外援助投入,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对外援助体系。在对外援助政策方面,从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将对外援助看作履行国际义务、获取国家威望的手段,到主动探索建立符合本国实际的对外援助政策体系,强调对独联体地区国家援助、“软实力”和国家利益。在对外援助管理方面,总统在对外援助政策中居于中心位置,政府负责决策执行,议会负责相关立法工作,各联邦机构分别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对外援助行动,并成立了跨部门协调机构统筹对外援助行动。在对外援助运作方面,俄罗斯将对外援助行动列入国家计划,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对外提供援助。在对外援助的评估方面,俄罗斯提出了援助预算资金使用效果评估方法,定期发布对外援助数据和报告,正在逐步完善对外援助评估体系。近年来,俄罗斯对外援助体系出现较大调整,对外援助管理权有从财政部门向外交部门、从政府向总统转移的趋势。     

“页岩气革命”、“乌克兰危机”与俄欧能源关系——对天然气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分析

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及地缘政治危机对地区性天然气市场及权力结构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天然气商品与地缘政治双重属性的俄欧能源关系分析框架,将"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作为市场层面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影响变量纳入对欧洲天然气市场与权力结构演变的动态分析。就市场层面而言,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正在影响欧洲天然气供给格局的演变,而"乌克兰危机"后欧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政治意愿成为促使欧洲天然气需求格局转变的强烈动机。就地缘政治层面而言,"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的传统能源权力产生了冲击效应,进而使俄欧能源博弈能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由此,欧洲传统市场结构下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之间的三元博弈被转变成新市场结构下传统区内生产国、潜在区外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之间的多元博弈。"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双重冲击下的俄罗斯能源战略重心东移将对中国能源安全及未来亚洲能源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并非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而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必然反应。“中国崛起”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既与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独特的地位有关,也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传统所坚持的“价值、利益和政治”所驱动的政策需要紧密相联。这种“意象”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关系较少,而更多地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相关联。     

欧盟、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政策分歧及其弥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与美国在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问题上产生了政策分歧,不过这种分歧在2006年旨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六国方案"出台后又实现了部分弥合。本文在分别尝试国际体系结构变化、核能领域的特殊性以及地缘经济与政治等理论解释路径后认为,美、欧的政策分歧及其弥合都可以通过运用地缘经济学理论给予比较合理的解释。文章结论部分指出,地理上的毗邻以及与美国不同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是欧盟各国对中东地缘经济利益更为重视的两大原因。     

远东地区: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的安全认知

近年来,远东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种变化源于对广义和狭义的远东地区的特殊政治经济条件的深入理解.本文指出,远东地区各大国的复杂的安全认知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理性国际格局形成的趋势和重新加强结盟以防范对手的趋势同时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表明,远东地区真正的安全合作构架尚在萌芽状态之中.由此,各国一方面应警惕重返冷战旧辙的可能,另一方面更应看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互补性和交融性所展示的合作的机会.目前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抓紧时机,使这一地区的内部发展和跨国合作能够进一步地形成互动.     

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

文章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从体系认知和政府权力两个中介变量入手理解俄罗斯对华能源合作。通过梳理1991年至今,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俄合作的历程,认为当俄罗斯对其国际地位满意时,不论政府权力是否充沛,其对华能源合作意愿都不强烈,而当其对国际地位不满且政府权力不足时,即使有着强烈的对华能源合作意愿实际结果也会非常有限,而如果此时政府权力充沛则会大大提升对华油气合作的愿望。     

俄罗斯、中国及中亚的权力制衡:融合还是竞争?

近年来,中亚地缘政治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传统地缘关系被打破,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中国、俄罗斯由于自身实力的变化,以及各自在中亚目标存在异同,双方在中亚形成既融合又竞争的态势,而作为中俄在中亚共同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同样也面临着复杂的发展前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确定因素的增加,中亚可能成为更复杂的"舞台".     

塑造与"反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背景下美国核战略转型论析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安全威胁与现实挑战的新判断,美国提出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概念,它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趋势,更是美国政府在"后反恐时代"顺应全球战略规划转向需要的概念创设和阐述,为构建新的内外战略提供了政治效用.在大战略转向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型的核战略以赢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 目标,其要点是加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灵活、多样、实战性的核威慑力,强化对于其他大国的核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并谋划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安全和外交重心由"反恐"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彻底转向,并启动核战略转型作为护持美国霸权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样建立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之上,其核战略或许会向"合作性"方向适度回调,但仍会将核力量作为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和巩固美国权力地位的重要依仗,这保证了基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核战略转型的延续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塑造了美国的核战略转型,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核战略又反过来激化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核武器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形成二者的相互强化.     

国际体系失衡背景下美国的“大战略”论争

随着近年来国际体系的失衡,美国国内就美国“大战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聚焦于两种战略选项:在国际体系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应继续推行以深度介入世界事务为主要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应该开始实施以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战略。深度介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仍然能承受霸权的成本,并且深度介入能给美国带来可观的安全收益和经济收益;战略收缩的支持者则认为,为应对权力相对衰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应该减少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收敛霸权抱负,以实现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的平衡。当前美国的对外战略论争隐含着“美国仍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假定,这种支配地位能给美国提供不同的战略选择;同时这也隐含着“霸权衰落后美国该怎么办”的战略焦虑,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谋划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困扰。在共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在同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动态互动中形成内部的统一;在历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重构历史观念。俄罗斯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所赖以维系的国家意识形态被抽离,但是地缘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一方面,地理观念作为国家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不可分离,基于地理的领土扩张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巨变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侵蚀,导致地缘综合征在俄罗斯社会的蔓延,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大量的地缘政治话语,反映了它在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面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追求。俄罗斯在国家层面所致力确认的身份,是一个通过传统价值凝聚起来、具有独特性的完全的主权国家;在地区身份的塑造上,俄罗斯不再追求以前的"主宰性"角色,而是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性"地位,将后苏联空间纳入其势力范围;在全球身份的追求中,俄罗斯希望成为大国协调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并不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加强认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地缘政治具有对抗性与零和博弈的特点,其负面效果显而易见。从传统的观念和当代的现实来看,俄罗斯无法摆脱"地理的诅咒",迷失在地缘政治中也许是俄罗斯的宿命。     

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俄罗斯则来源于"苏维埃帝国"。"帝国"继承国的特殊国家身份从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一方面,苏联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遗产,也留给了俄罗斯比普通大国更多的外交"包袱",使其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使西方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影响与雄心,继续沿用看待苏联的眼光审视俄罗斯外交。分析俄罗斯外交,既要分析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俄罗斯自身特性,也要分析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体系性质变化导致的俄罗斯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还要考察俄罗斯自身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认知这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体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力量,对俄罗斯外交有很大制约。未来俄罗斯会对西方采取进攻性的防守姿态,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妥协。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未来会更加平衡。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及中俄彼此认知,决定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是可期的。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期待,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互为表里。总体上,俄方智库的观点是,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军事、政治、科技、地区和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两国的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并产生溢出效应--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两极结构。即使两国会因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中方不会放弃获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雄心,美方也不会打消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应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军事合作,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继续恶化,并在亚太地区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演绎,将中美经贸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相应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俄罗斯以在全球和亚洲分别制衡美中为目标的双层均势策略。俄罗斯将在有亚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情景下扮演战略平衡手角色,借中美全面对抗之势,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之外扭转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俄罗斯对亚太国际局势的盘活作用,将催生双边和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