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犯罪低龄化与青年化问题突显,青少年犯罪的保护优先原则、刑罚的年龄适用以及行刑社会化趋势等因素,促使我国针对青少年犯罪行刑方式转向以社区矫正为主。而社会支持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它对于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具有重要作用。在综合考虑以往研究和本研究特点的基础上,我们将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运用全国性的大规模数据(近4000份样本)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统计。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青少年社区矫正供给中情感性支持较多而工具性支持较少,发展性支持较多而生活性支持较小;第二,一般性、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呈现差序性,正式的、制度性的社会支持表现出随供给主体专业性降低而减少的特征;第三,男性、已婚者以及与家人同住者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第四,年龄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而矫正时间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该研究结论对于提升和建构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他们的社会支持,包括强化工具性和生活性支持的供给,强化对女性和未婚群体的社会支持,以及充分利用家庭的支持功能来就地、就近进行矫治。     

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网模式研究——以J市青少年社区矫正为个案

文章以J市青少年社区矫正为个案,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进行研究,在基于“人在情境中”的社会工作核心理念的基础上,认为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应该涵盖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只有在这三个层面上同时着手,才能够帮助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地完成矫正任务,实现其重返社会的最终目标。     

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犯罪矫正的实践与思考——以小马个案为例

青少年犯罪现象是一种"社会综合症",是其特有的社会性、心理性和生理性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服务活动,其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青少年矫正个案为例,运用社会支持理论、优势视角理论阐释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一般过程,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即缺乏法律政策支持、缺乏实践经验支持、工作理念模糊、社工与司法人员职责模糊进行了深入剖析,建议从倡导社区矫正立法、强化工作理念和方法运用、明确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定位、推动矫正向预防改变入手,来解决和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     

对侵财型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治工作的个案研究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是一类特殊的犯罪群体,他们在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等方面都不同于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因此,必须针对他们的身心特点和行为习惯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矫正工作,以帮助他们实现再社会化过程。在分析对象某甲的矫正案例中,针对侵财型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提出了相应的心理矫治模式,为我国青少年心理矫治工作提供参考。     

试论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中的介入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当前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矫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工作方法,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为了确保社会工作有效介入青少年罪犯社区矫正,应建立一套恰当利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工作的机制.建立专业矫正队伍;与矫正对象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提供情感支持;鼓励矫正对象多学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     

政策网络视角下青少年社区矫正问题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为例

社区矫正作为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方式,突出和强调由政府、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等进行合作而组成政策网络。结合北京市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的具体实践,分析国内青少年社区矫正政策网络中行动者互动关系及政策网络的启动过程;从垂直和水平方向分析社区矫正政策网络的扩展过程;且梳理当前社区矫正政策网络的"双重嵌入"结构所带来的制度执行力弱化和政策网络"内卷化"问题,由此对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一定的思考。     

青少年犯罪与社区矫正

近些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上升较快,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而社区矫正是预防青少年再犯罪的一种有效的行刑社会化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我国青少年犯罪再预防的刑事政策。本文主要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和现状、我国正在建立的社区矫正制度以及社区矫正制度对解决青少年再犯罪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对青少年适用监禁刑的弊端也日益突出。世界各国司法机构纷纷开展青少年犯社区矫正的尝试,这一模式的关键是建立一整套以"青少年为本"的社会支持网络,挖掘和整合各种建设性的社会资源,有效地帮助个体解决危机,促进个人正常发展,从而实现被矫正个体的再社会化过程。基于此,应建立由立法支持、经济支持、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和社区支持等构成的社区矫正青少年犯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期为矫正青少年犯提供有效的资源供给,帮助其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掌握必要的社会知识和生存技能,使其实现再社会化。     

北京市社区矫正调查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非监禁刑模式,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笔者在北京社区矫正调查中发现,以下几个问题是建立社区矫正制度面临的困惑,也是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社区矫正是刑罚还是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法律依据与现行法律之间的矛盾;社区矫正工作者角色定位和社区矫正的执行问题等.因此,制定社区矫正法;对罪行较轻的、被判缓刑的青少年犯罪者进行"洗牌";将矫正对象的劳动技能培训与心理矫治作为一项制度和加强社会志愿者队伍的储备、调动社会志愿者的积极性等措施应当成为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当然选择.     

“资产为本”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增强服务对象个体及其生活社区的资产能力来实现服务对象以及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该模式被广泛用于国际发展援助项目中。在本研究案例中,工作人员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用于农村灾后社会工作,通过参与式社区需求评估、社区自组织培育、社区可持续产业打造、社区互助文化构建和妇女赋权等方式探索农村地区社会工作创新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服务对象家庭资产和社会资本得到增强;社区的环境资产得到保护,政治资产和文化资产得以构建和提升。     

论我国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

目前,青少年犯罪率越来越高,低龄化的态势更让人担忧。对青少年犯罪进行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制度发展的一个趋势。在我国,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青少年犯罪人被确定为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之一。本文通过对我国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现状分析,发现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青少年罪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及其本质特征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目前青少年罪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包括5种人员,他们适用的非监禁刑罚分为两种情况。根据刑罚报应与功利的辨证统一以及刑罚目的的有机协调,社区矫正的本质,就是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在社区的环境和条件下,对于社区矫正的青少年服刑人员进行监管和矫正的活动。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聚合性;社区矫正执行依据的法定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主体性,是社区矫正的三个主要特征。     

社区预防和矫正青少年犯罪的体系构建

社区预防是青少年犯罪预防的重要环节,社区矫正也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青少年犯罪矫正方式改革的发展方向。我国社区预防和矫正青少年犯罪的实践刚刚开始,2003年,国家司法部对我国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时,引入了社区预防和矫正,经过了3年的试点,已基本取得成效,但相关的制度尚没有建立,其发展与成熟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的保障,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社区预防和矫正的优越性,总结了社区预防和矫正的途径,提出了其体系构建的设想,以期对青少年犯罪的防治方面有所贡献。     

轻缓化刑事政策下的犯罪弱势群体问题研究——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完善服务政策。本文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对贯彻轻缓化刑事政策过程中,犯罪弱势群体的界定、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对犯罪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对犯罪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做出立法上的规定进行探讨,并就对这一特殊犯罪群体如何正确适用轻缓刑政策、完善社会矫正机制、做好犯罪预防提出建议。     

社区警务与青少年犯罪预防——以香港警察的“突破行动计划”为例

社区警务是一门哲学、一种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警察应当与公众保持紧密联系从而实现预防犯罪的目标,并且根据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征,通过许多不同的策略和行动来实现。社区警务与犯罪预防相辅相成,香港警察以往的犯罪预防策略是控制多于充权,宣传警队形象多于解决特有社区犯罪问题,对防止高危青少年犯罪作用有限。突破行动计划是一个社区警务理念与犯罪预防策略相结合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结合了个人介入与社区介入的犯罪预防策略,并采用跨界别合作模式以及核心八项要素来改善曾经犯过罪的青少年的自我形象以及对警方的认识和印象,从而降低青少年再犯罪的倾向。     

接纳与回归：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系统调查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社区矫正对象再社会化的效果与进度取决于社会支持系统的功能发挥。本文从社会支持理论出发,对上海市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系统进行了深入调查,揭示了上海市社会支持系统繁荣之"喜"下的诸多"隐忧"。调查结果显示,在国家层面支持中,制度设计、经费保障是主要影响因素;在社会层面支持中,经费来源、竞争机制是主要影响因素;在社区层面支持中,社工服务、社区帮助和邻里关系是主要影响因素;在家庭层面支持中,家人关心、信任与愿意分享情感、得到谅解是主要影响因素;在个人层面支持中,生活保障、家庭关系、朋友交际、掌握就业技能是主要影响因素。据此,应不断改善积极因素,提高社会支持效能,助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     

社会管理创新引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向“整合模式”发展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统筹考虑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我国长期推行的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联动机制面临着社会管理创新的变革机遇,应当在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下,逐步引入《儿童发展纲要》所确立的"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向未成年人社会管理联动机制转变,实现增进权益和预防犯罪的双赢。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联动机制向未成年人社会管理联动机制的转变,有利于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注入新理念、新动力和新方法,从而推动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朝着"整合模式"的方向健康发展,并进一步成为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突破口。     

历史法学视角下社区矫正立法的本土化选择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制定社区矫正法"。历史法学派启示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认真而又客观地对待本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真实的法律实践经验和法律文化遗产。我国儒家刑事法律思想中的"恤刑"、"恤囚"政策与社区矫正强调道德引导、亲情感化更是殊途同归。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应从中国特有的国情出发,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的社区矫正监督管理制度,实现社区矫正本土化。     

试论我国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机制的构建——从英国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机制借鉴的视角

英国以法律形式明确将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定性为主刑刑罚种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管理监督机制和量刑、判决、执行机制。从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审视我国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现状及问题,从立法完善和实践创新的角度加快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构建我国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管理监督机制及工作模式,从而使青少年社区矫正令在实体法上得到确认,在程序法上得到支持,在对象及功能上扩大社区矫正令的适用范围,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青少年犯罪社区预防与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青少年犯罪作为全球性的问题一直广受关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当前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社区预防与矫正制度的确立能够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本文从研究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入手,具体阐述如何进一步确立适合我国青少年犯罪社区预防与社区矫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