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药在现行法秩序中的困境及其突围——以“假药”的合宪性解释为例证

《宪法》第21 条“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对于全部的国家公权力均具有法的拘束力,国家机构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应当积极维护、支持并推动传统医药的发展,不得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抵制、排斥、限制传统医药的存在范围与存在方式。刑法中“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规定及其实践以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姿态将现代西方医学的标准作为判断中药真假的标准,忽视了传统医药及其特殊性,对后者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对西药统一采行双许可制的背景下,将中药分为“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材、中药饮片”和“没有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并对未经批准生产、销售后者的行为作除罪化处理。如此,方契合于传统医药研发、生产的经验主义特色。     

生产、销售假药罪相关问题的思考

生产、销售假药罪,是指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本文即对生活中所发现的涉及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提出解决之设想。     

河南首起“瘦肉精”案件定性的理论根据评析

刘襄案件的行为特征是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这既不符合《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也不符合生产、销售假药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要件。比较而言,刘襄等人共同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更加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以此罪来定性是非常准确、恰当的。     

生产,销售假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人类生命健康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由于管理力度不足,药品市场假药泛滥的现象对人类的安全构成威胁,为了准确惩罚假药犯罪,必须通过相关罪名的研究为司法实务提供准据。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主要对本罪在司法实务中常见的争议问题进行探讨,其目的是为了对本罪正确定罪量刑。根据我国刑法第141条的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是指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非法生产、销售假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本罪在司法适用中,有以下问题值得特别重视：一、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现在,我国刑法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对把本罪犯罪客体界定为复…     

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刑事监管困境及完善建议——以检察机关批捕为视角

药品关乎患者健康,也关乎到民众生活质量。但目前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仍然屡禁不止,说明目前相关法律规定及监督落实情况不理想。药品领域某些规定过于原则化,存在设计缺陷及缺乏可操作性,加之药品领域的专业性,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对制售假药劣药行为及时准确定性。只有深化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相关条款的认识,增强与药监部门、工商部门等的沟通交流,才能帮助检察机关准确适用法律,更好地惩罚和打击制售假药劣药类犯罪。     

“三鹿奶粉”系列案定性探疑

"三鹿奶粉"系列案涉及的、含有三聚氰胺的所谓"蛋白粉"是有害物质而不是有毒物质,添加者故意将其添加到原牛奶中并卖给"三鹿集团"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生产、销售有害食品。制造并销售"蛋白粉"的行为不应当如法院判决的那样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应当与添加者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害食品罪的"连锁共犯"。"三鹿集团"的行为,应当以2008年8月1日检测报告出具明确结论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后一阶段,"三鹿集团"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生产、销售有害食品,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存在法条竞合;根据《刑法》第149条关于择一重罪处罚的规定,应按第140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三鹿集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两个阶段的罪行应当数罪并罚。     

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的惩防对策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分析了当前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区域特点、成因,以及司法认定中的相关问题,并就如何惩防生产销售假药罪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国画大盗”的严冬之旅

他曾创下逍遥江湖14年从未失手过的“记录”，还曾创下窃取一幅国画价值超过千万元的“记录”，可自恃并自称“高明”的他到头来还是未能挣脱掉自织的“樊笼”——     

特大制贩假火车票集团的覆灭

中国铁路史上制贩假火车票第一大案,狂印假火车票10万张，车票面额1000万元。铁路警方经一个多月艰苦奋战，20名犯罪集团骨干分子落网南宁。     

“问题豆芽”案的刑事法治报告

近一年多来,全国审理判决的问题豆芽案件近千件,被判刑人数愈千人,大多数案件是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的。然而,有些行业人士和法律专家认为,无根剂(主要成分为6-苄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钠和赤霉素等植物激素)不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销售使用无根剂的豆芽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应一律认定无罪,并主张为这些案件翻案。但6-苄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钠是低毒农药,是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的农药,是有毒有害物质,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为犯和行政犯(法定犯),因此,无论将豆芽制发过程理解为种植过程或食品加工过程,在豆芽制发过程中添加无根剂的行为,都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揭开中国最大的“黄网”黑幕

网站注册用户超过30万人：拥有淫秽色情视频文件6000多件、图片10万多张、淫秽色情文章2万多篇；还有详细介绍我国各地卖淫场所的具体信息；至2004年11月15日17时，初步统计其点击率高达4亿次之多，在线人数每10分钟竟达1．5万人；仅自2004年8月至案发时，已查实该网站非法获利22万余元人民币；服务器在国外。管理体系极其严密，分工明确，管理员遍及全国10多个省市区。     

谈防治“非典”肺炎期间政法部门应重点打击的10种犯罪

最近一段时间来,肆虐的“非典”病魔,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国上下正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在全民上下抗击“非典”的非常时期,政法部门肩负着依法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特殊始命。笔者认为,在防治“非典”期间,最有可能出现的犯罪有以下10种,政法部门应予以重点打击:     

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之死刑究问

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毕竞属于非暴力犯罪,不应过分凸显死刑在防治这类犯罪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可以通过司法或立法举措剥离两种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死刑,使原本符合其死刑适用条件之情形转以相关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来论处,从而在避免造成社会震荡之前提下,架空甚至即行废止其死刑。     

中国“券商内幕交易第一案”内幕

2008年7月18日早上8点30分，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走出5位检察官，其中三人手拖装满卷宗材料的3只大皮箱，他们匆匆走进一墙之隔的天河区法院。     

中国禁毒法初稿已成核心是将禁毒作为基本国策

深圳市“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及毒品案件公开宣判暨销毁毒品大会6月26日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大会对12名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庄楚城等5名走私、制造毒品罪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沪科案”的标杆性意义

“沪科案”的审判结果,表明了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这将对我国审理商业秘密案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透过事件的层层细节,也让人们看到了商业秘密保护的难度     

“发酵”的商业秘密案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曾说,在所有知识产权案件中,侵犯 商业秘密最复杂,是一个“百慕大三角”。而发生山东省五莲县、莒南县两 地的这样一起案件的审理也注定“命运多舛”     

中国“跑官”第一人的“滑铁卢”

一 时间回到2001年4月24日下午,南京城西江苏省纪委某办案地点,驶进来4辆警车,押下来4个戴手铐的人. 这4人除了刘以江是江苏省镇江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外,其余均为骗子.一个叫侯万清(化名陈思宇),是个辽宁的无业游民;一个叫孙德文(化名陈刚),是个吉林的无业游民;一个叫刘惠民.     

揭秘“赣南第一腐败大案”

2005年4月1日，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赣州市公路局长李国蔚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案一经曝光。江西公路系统一片哗然。令人咋舌的是，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李国蔚疯狂作案百余次才得以查处。而案发后，他不仅未有半点忏悔之意，却叫嚣“查到算我倒霉”。     

追杀“苏丹红”——对“苏丹红一号”案的法律思考

2005年中国春节的钟声还余音袅袅，全球华人共庆新春的灿烂焰火，还在天空如花怒放，因“苏丹红”事件所引发的大海啸，便已一浪又一浪地扑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