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观法理证成的价值标准

从职业伦理角度来看,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关注的是如何在执业过程中发挥道德能力,提升职业道德质量和境界。司法构建法律职业的工作状态和道德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使法律人的生活具有自己的那一部分道德特性。法律职业不能忽视道德观,如不能忽视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任一样。人民群众的信任最初是通过每个真实的案件得以保持的。在司法体系中维护公众的信任就必须坚持“法律至高无上”。公众对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信任至关重要,一旦缺乏这种信任,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便不可能得到有效运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规定了法律职业活动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法律职业者严格服从法律,遵守司法伦理,承担没有选择但又必须履行的责任,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而且是道德上的义务。实践理性使法律人能够掌握自我内心的道德法则。而道德法则是围绕着法律职业生命的自我保存而运转的,是法律人为保存法律职业而必须遵守的一项起码的道德准则。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法哲学阐释

将传统的"见危施救"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用法律强制手段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规制,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更有坚实的法哲学理论作支撑.见危不救犯罪化是建构在相对意志自由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人性理论、功利主义原则、有限的道德法律化理论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基础之上的.     

刍论信任、秩序与法律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信任通过对人们行为一定程度的控制，是现代社会法治、秩序建立的逻辑基础。法律与信任同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秩序是二者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信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信任、秩序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重塑信任机制与法律整合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礼治”实践的法律强制及其现代意义

"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运作过程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礼治"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具有道德内涵的礼仪制度,并通过礼仪制度确立等级分别,最终实现政治等级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中国古代"礼治"实践的真正途径是法律强制,法律对"礼"这种道德规范的法律强制所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法律要尊重人性——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本文从贝卡利亚"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的结论出发,对我国现行的有关制度进行举例分析,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义务(结合刑讯逼供)与证人如实作证义务及伪证罪(结合证人特权规则),试图揭示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法律应该尊重人性。     

论干名犯义制度在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兼与秦律亲属相告规定的比较

作为一种道德色彩浓厚的法律制度,干名犯义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并不止于宣示教义。干名犯义赋予了"亲亲相隐"制度以明确的义务特性,消除了卑幼主动借助于国家权力挑战尊长权威的可能性,促进了家法、乡规、族约等非官方机制在解决纠纷时的优先性。面对维护家庭的道德诉求,干名犯义与秦律中"非公室告"、"家罪"给出了不同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复杂互动。     

透过当前中国的道德现象看法律强制作用

在有着利益追求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一切有着个人独立意志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基于思想观念和意欲要求差异上的行为冲突。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能就会忽视秩序的维持,那么就更谈不上道德和良知了。本文从当前中国社会频繁爆发的道德危机来谈谈法律强制对控制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动物法律地位刍议——私法视野下的分析

在动物法律地位问题上,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观点。"肯定论"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忽视了动物不可能具有道德判断能力的事实,在本体论上曲解了法律主体据以享有权利的"内在价值"的含义,在私法理论上带来一系列的难题,在法律制度上缺乏可操作性,故不足取。"否定论"中的"义务论"观点则认为,需要人类保护的动物乃是人类的保护义务的客体。"义务论"既可以达到"肯定论"拟保护动物的目的,又完全不与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制度相冲突,还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是解决动物法律地位问题的最佳方案。     

生态消费的法律保障:应然抉择与实然存在的研究

生态消费是一种生态化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对于传统消费方式的超越和变革决定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活动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消费需要法律的保障.法律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消费者社会义务的法律化以及和谐社会秩序对法律的需求为生态消费法律的创设确定了应然基础.作为一种长期的客观存在,生态消费法律在国内外立法实践中都有所落实和体现.生态消费法律主要包括了消费者社会义务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和生态消费税收制度.我国应顺应消费模式变革的迫切需要,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消费法律保障体系.     

日本律师道德规范

<正> 前言律师在社会上为自由指导者和秩序的维护人。序方面具有正义与自我限制的义务。律师的使命,现社会正义。这是法理与道德的两大要求。因此,将律师道德的要点,归纳如下:在自由方面负有进步与民主的责任;在秩是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维护基本人权,实件随律师的地位,需要规定律师道德。现     

从基本权功能看我国社会保障权的问题与完善对策——以若干焦点案例为例

从基本权的功能看,社会保障权可以区分为防御权功能、受益权功能以及价值秩序功能,分别对应国家的消极义务、给付义务、保护义务。我国的社会保障权历经休眠阶段、萌芽阶段和发展阶段,时至今日还存在着诸多制度障碍,如社会保障制度僵硬,公众信任不足;社会保障权的收益权受到不合理限制;政府权力异化;社会保障权的自由权丧失;社会保障被社会治理挤压;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受到瓶颈制约等等。为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给付义务、严格国家的消极义务、明确国家的保障义务、健全国家的救济义务,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保障义务进行妥善平衡。     

法律要尊重人性——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本文从贝卡利亚“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的结论出发，对我国现行的有关制度进行举例分析，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义务（结合刑讯逼供）与证人如实作证义务及伪证罪（结合证人特权规则），试图揭示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法律应该尊重人性。     

浅析现代法制发展趋势——从道德的法律化到法律的道德化

在法律诞生之初,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不管是东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的逐步形成,还是西方罗马法的诞生,这一过程标志着道德的法律化。但随着社会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文明的进化,要求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更是强烈。由此可见,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然趋势。文章力求通过考察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浅析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过程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的演进过程。     

信任是法律运行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

桑本谦在《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上撰文说，一个社会的信任度越高，法律的运作成本乃至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的法治状况就越好，整个社会也越有秩序。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为法律分忧解难，也可以替代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合作。相反，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则会加重法律的负担，并且会提高法律的运作成本，减损法律的实施效果。信任是法律运行不可缺少的一种社会资源，在高度信任的社会，复杂精细的现代法律借助于充足的“社会资源”能够运作得井井有条；而在低信任的社会，即便是“欠债还钱”之类的初级法律制度也会因“社会资金”的供给不足而面临重重障碍。要提高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信任度，     

何谓环境友好型社会框架下的环境法律——从法律功能角度分析

从社会法学角度出发,环境友好型社会框架下的环境法律,是一个旨在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法律范畴,并且是一个"活的"法律体系。不论法律中关于环境保护的内容如何复杂、形式如何多样,只要具有维护环境和谐秩序、确认环境权利和环境保护义务、促进环境合作、保证环境保护合法性和树立环境伦理道德标准等法律功能,该法律便是旨在保护环境的环境法律。     

礼法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古代的礼发源于祭祀文化,并发展为一种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于一体的独特文化,其内核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代表着对于兼具神性与人性、精神与情感的终极秩序的追求。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体现为礼为体、法为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礼的观念里,法律与道德具有同一性。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始终是法哲学的核心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中,道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礼的精神展现出巨大的时代意义和秩序潜力。     

试论虚假广告产生的原因及其法律治理

虚假广告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加强对虚假广告的打击和治理,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有必要运用法律手段对虚假广告进行有效治理,本文通过分析虚假广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如下法律治理措施:对虚假广告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加强广告监管机关对广告的监管;建立广告预审制度;加大对虚假广告的处罚力度;建立虚假广告公告制度;建立诉讼救济制度和完善悬赏举报制度等。     

论知识财产使用权的时效取得

时效取得制度滥觞于罗马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发展出不同的模式。在确定时效取得制度的要件和法律效果时,应当对这一制度背后的理念进行把握。时效取得制度是所有权人承担社会义务在私法中的折射,维护的是法律的秩序价值,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时效取得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有适用的空间,行为人通过时效取得的是知识财产使用权。时效取得与权利失效在构成要件、法律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知识产权法上有其独立的功能与意义。     

论附随义务

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律对社会的调整越来越细腻，附随义务便是印证这一现象的制度设计。附随义务是将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应用到合同法领域产生的，它要求处于法律上特殊联系的民事主体应忠诚、守信。做到谨慎维护对方的利益、满足对方的正当期待、给对方提供必要的信息等。本文从概念界定、比较分析、理论基础及其制度价值以及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等方面对附随义务进行了分析论证。     

诉讼时效功能的反思与重构

多数学者认为,设立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义务人利益,减轻法院的审判负担,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然而,由于该制度在功能设计上的不合理以及忽视了中国的传统习惯,使其并未产生立法者所预想的积极效果.因此,设立债务人时效提示义务,对于纠正诉讼时效功能缺陷,保障债权人权利,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