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工作压力，与焦虑和解

<正>古语有云：“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所谓治国先治己，治己先治心。党政领导干部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特殊职业群体，“治心”不仅是指心有明镜，两袖清风，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中要保有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任务繁重，工作进程迅猛，对其职能、权力以及行为方式上的监管也越来越严。这种状态下，     

提升党政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体系探析

党政领导干部作为国家事业的引领者,其治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治理水平。提升党政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也是应对多元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举措。面对当前党政领导干部未能真正实现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以及针对其治理行为的监督不完善与考核评价不合理等问题,只有通过科学构建包括党政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体系、权力监督体系与考核评价体系在内的制度保障体系,才能有效推进党政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     

协同共治: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当代建构

传统总体性社会时期,我国形成了一元化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深刻转型,民族事务风险的生成机理和扩散路径发生了巨大变迁,一元化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弊端日益凸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新纪元,当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应当建构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即协同共治式治理。民族事务协同共治体系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功能互补性、权力运行多向性、利益取向公共性等特点。民族事务协同共治本质上是一种公意之治、前瞻之治和权利之治。不过,民族事务协同共治体系从理论的建构走向实践依然有待超越民主与效率的张力、权力行使与责任认定的难题,以及有限理性与正当妥协的困境。     

欠发达地区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

欠发达地区社会治理不仅关乎民生,还关乎社会和谐发展,更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欠发达地区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面临一系列问题: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还不适应,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社会治理方式尚需规范;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有效解决当前欠发达地区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不仅是主动适应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还是顺应欠发达地区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欠发达地区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需要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及价值目标;转变政府职能,加大社会赋权的力度;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等多方面综合施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从党政二元一体到主体多元共治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外形势变化不断。就国内而言,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社会自治的勃兴、公共领域的拓展、多元思潮的传播等,党政权力二元一体的治理模式渐呈失灵之势,而公民个体和组织群体的力量则日益壮大。这客观上要求党和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它直接的目标指向就是多元共治。其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转型是达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其他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则是重要的保障条件。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治理理论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使得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公共治理领域的合作共治的理念,逐渐深入到中国政府治理社会过程之中。然而面对中国的实际国情,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必要性有多强,合作共治本身是否可行,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据此,本文重新界定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与参与共治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分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     

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之逻辑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对治理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模式,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这是一个较为理性的选择.     

地方治理理论视域下PPP模式在中国的运行困境及优化路径

PPP模式指政府与私人部门通过签订长期协议,共同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公私合作模式。PPP模式下,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呈现多元化特点,公私部门间关系趋向平等化,且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PPP模式的内在价值与地方治理理论的本质内涵相一致,可以将PPP模式置于地方治理理论的视域下进行分析。权力资源主体多元化、公私部门间关系平等化及利益目标追求多样化是地方治理理论最为重要的三个向度,PPP模式要实现良性运行,就必须充分符合这些向度。然而,我国PPP模式却遭遇了项目权力配置失衡、公私部门关系失调以及风险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等困境。要优化我国PPP模式,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双向监督体制,并完善风险利益分配机制。     

迈向公共治理的共和路径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形成以公共治理为中介的实践共同体。我国在迈向大国治理的康庄大道中,为公共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又面临着一些困境。公共治理是共和国的治道方式,应以现行社会治理模式为基础,从共和国的视界强化"共有"、"共治"、"商谈"、"共享"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公共治理,需要发挥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优势,从而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     

最大的权力必须接受最大的监督——关于“一把手”监督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廉洁政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党政"一把手"权力集中,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加强监督;如何引导党政"一把手"正确认识监督,主动接受监督,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已经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政治课题。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价值、困境与出路

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是我国在日益跨域化、复合化的现代公共危机治理上的模式选择,旨在通过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来化解、消弭公共危机。实践中,我国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可以尝试从提升社会信任、加强规范体系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三方面着手培育我国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提升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水平。     

权力运行程序化是防止腐败的关键

正权力运行程序化主要体现在公开和透明地使用权力,通过制度规范与监督机制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使用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而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权力是人民赋予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只有科学、合理的使用,才能为民众谋福祉,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是其重要任务。只有把权力监督好,才能用好权力,才能预防腐败。因此,加强权力运行程序化是防止腐败的关键。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价值、困境与出路简

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是我国在日益跨域化、复合化的现代公共危机治理上的模式选择,旨在通过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来化解、消弭公共危机.实践中,我国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可以尝试从提升社会信任、加强规范体系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三方面着手培育我国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提升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水平.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日趋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给世界各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为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我国目前在科学化的政策制定、全程化的权力监督、网络化的协同治理、预防性的危机管理、精准化的公共服务等领域已开始推进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工作和实践探索,但智慧政府治理依然面临着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动态网络协同治理体系还未有效建构、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步伐迟滞、相关要素支撑不足以及平台建设远未跟上时代步伐等问题与挑战。为此,我国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发展必须重视智慧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创新动态网络协同治理方式、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智慧公共决策的路径、加强智慧政府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及完善治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立足当前中国现实背景所提出的社会治理模式重大创新。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社会治理能力相对不足、治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多元共治格局尚未有效建立等一些现实困境。为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要从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的适应性;加强部门协同,增强社会治理的统筹力;建设社会共同体,加强社会治理的活力等方面出发。     

风险消弭与能动调适：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风险社会已成为国家治理面对的新常态,传统治理向韧性治理的模式转型升级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时代特征导致风险的自发生成、扩散与叠加,风险社会加剧传统治理模式失灵,能力提升推动风险社会治理“转脆为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问题表征包括多种价值失衡与弱化并存、管理结构僵化与管理流程异化凸显、能力欠缺与不足叠见层出。推动公共价值回归,重构社会公共秩序;克服组织结构性张力,破解传统治理机制梗阻;创新数字技术赋能,构建风险共担与学习能动机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路径选择。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政务公开制度与公共治理——一种研究视角的创新

政务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公共治理模式是相型相构的，它们同为“现代性”事件，在思维方式、功能原则上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实现政务公开必须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同时，从效应上阐释，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扩大公共参与促成公民社会，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实现公共管理的公正性，重塑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最终有利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目前我国在实践中对政务公开制度的建设还面临许多问题，政务公开法制化缺失、政府义务性缺失、公民权力意识的淡薄均会对公共治理中政务公开制度的完善造成阻碍。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建立与公共精神的培育等不失为促进二者发展与完善的、具前瞻性也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