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多党合作制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既不同于过去苏联的一党制，也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发端于民主革命时期，确立于建国初，蓬勃发展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论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多党合作制度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贵献．一众所周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大地生大资产阶级就其数量来说，在社会上初占少数。占大多数…     

官僚制组织适应性危机与公共组织制度创新——虚拟组织的导入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层官僚体制面临着适应性危机.把虚拟组织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为克服传统官僚制适应性危机、提升公共组织应对组织环境变化的适应力提供了一种组织制度方面的创新形式.     

学习型组织：对官僚制的修缮还是革命？

尽管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 ,成为了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 ,并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 ,官僚制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所带来的行政组织中公共利益的缺位和人的异化造成了其理想与现实的断裂。而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技术 ,对官僚制有所超越的学习型组织具有适应社会变迁的比较优势。虽然在价值取向和组织构造上二者有所不同 ,但从本质上看 ,学习型组织仍然只是在官僚制框架内对科层制的局部调整 ,而并非对官僚制的“彻底革命” ,因为它依然没有脱离出韦伯所说的效率、目标范畴。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 ,我们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国情 ,在组织创新的过程中要处理好补课和创新、继承和超越的关系 ,努力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模式。     

论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合作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其实,开放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合作的社会,而且,社会的开放性首先表现为组织的开放性.就组织而言,以往的组织都是封闭的或相对封闭的组织形式,在20世纪成为最显著组织形式的官僚制组织也典型地反映了组织的相对封闭性.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始,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正在生成,它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完全开放性的组织,正是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决定了它是最能适应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环境的组织形式.     

从县委书记到巨贪的转变

日前．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卖官书记”武保安做出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合作制组织及其治理功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基础是官僚制组织的话，那么，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将会依赖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去开展社会活动，这种组织应当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是一种网络结构，它的规则体系是为了合作者开展合作而设置的，它的运行机制是一种高于协作机制的真正合作机制。合作制组织是通过信任而实现着对整个组织的整合的，它的社会治理功能表现出服务的特征。     

官僚制：摒弃还是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 ,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也正面临着是摒弃官僚制还是在超越的基础上重构的艰难选择。我们在现阶段是官僚制不足 ,而不是太多。因此 ,必须在培养理性精神 ,树立尊重法律和规则的价值观 ,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体制等方面做好工作。     

中央苏区的农村合作制组织建设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开展经济建设,大力加强合作社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一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央苏区颁布了一系列合作社条例和章程,并在组织管理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特点和经验。记取这些成功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中央苏区的农村合作制组织建设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开展经济建设,大力加强合作社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一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央苏区颁布了一系列合作社条例和章程,并在组织管理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特点和经验.记取这些成功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浅析马克思对官僚制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官僚制不过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一般工具,与国家相同,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官僚制具有形式主义,特殊化,神秘化的特征。它并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政治实践。巴黎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官僚制度,确立了人民管理国家的民主制度。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宋庆龄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宋庆龄自辛亥革命以来70年的革命历程,是由爱国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再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以20世纪30年代初为界,在这之前是她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并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渡阶段;在这之后是她作为思想上的共产主义者同共产党亲密合作要求入党的阶段。     

从官僚制到整体性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兼论基于网络治理的矫正路径

官僚制中的政府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消极责任,而替代官僚制的整体性治理由于治理边界的模糊必定导致政府责任的模糊。要使政府负担起积极责任,则需要从网络治理入手,从根本上再造政府组织模式。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讲话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多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命题的深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从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审视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

如何借鉴国外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 ,如何将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引入到我国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 ,进而把我国现代行政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阶段 ,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和深思的问题。     

从苏联的"一党制"到中国的"多党合作制"

斯大林把苏联的一党制定型化,成为集权体制的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推行西方的多党制,导致苏共领导地位的丧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非苏联的一党制,也非西方的多党制,而是政党体制的一大创新,实现了一元化与多样性的统一、稳定与民主的统一.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建国初期,成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成功实践表明,采纳和实行什么样的政党体制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合作制从经典走向现代

合作制作为一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一方面,合作制由于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定性而形成的适用范围和优势,使世界上无论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无论是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在利用和发展合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合作制也在对自己固有的规定性进行调整和改变,例如,合作制与股份制的交融、结     

论合作制组织中的行为选择

组织是现代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途径,人的几乎所有现实的生活都必须通过组织去加以实现。但是,官僚制组织只是人们在工业社会中开展社会生活的必要途径,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后,官僚制组织显现出了不适应的状况,以至于我们需要去构想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去保证人的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压抑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选择的做法会把整个社会拖入到风险状态之中。因而,我们关于合作制组织的构想是指向人的行为选择自主性的,相信作为合作制组织成员的人在自主性的行为选择中可以获得更强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应对能力。就此而言,合作制组织将是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