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我国刑事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二十年来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文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指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促使刑法典诞生的强大动力。第二部分讲了刑法典诞生之后的修改补充概况。第三部分论述了全面修订刑法典的工作，对新刑法典的鲜明特色进行了剖析。第四部分对新刑法典的实施前景作了展望，并对未来完善刑法典的方法提出建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政策总体评估和启示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以预防、惩罚、遏制犯罪,教育和改造犯罪人为直接目的而制定、颁布的各种策略、方针、措施、制度等。刑事政策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刑事综合政策与刑事法律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贯彻的刑事综合政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刑事法律政策分为两类:一是基本刑事法律政策,二是具体刑事法律政策。其中刑事综合政策是国家预防、惩治、遏制犯罪的总纲,处于第一层级,基本刑事法律政策处第二层级,具体刑事法律政策处第三层级。回顾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刑事综合政策与基本刑事法律政策的发展演变,尤其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提出,折射出国家对预防和惩治犯罪在思维模式、观念以及方法上的转变,为我国今后刑事政策的指定积累了极具价值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回顾与前瞻

环境刑法是特别刑法体系中最具创意和活力的分支部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环境刑事立法取得长足进展,整体呈现为内容严密化和形式集约化的趋势。未来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应当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以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为旨归,科学调整立法体例,适度有序拓展调控范围,植入先进规制技术,完善制裁模式体系。     

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

正确认识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对刑事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认识政策与法的关系是其前提。对二者关系的分析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静态考察是为了认识政策与法的区别。动态考察是为了认识二者的联系。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动态影响表现在对刑事立法需要的影响 ,对刑事立法内容的影响 ,对刑事立法解释的影响。刑事立法对刑事政策的动态影响表现为 :刑事立法本身的局限性 ,决定了刑事政策存在的价值 ;刑事立法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 ,促使某些刑事政策向立法转化 ;刑事立法具有的国家意志性 ,可以抵制不符合立法基本原则的不适当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刑事政策研究基本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成就斐然,特色明显,问题也非常突出。总结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对于进一步繁荣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科学指导刑事政策实践,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意义重大。     

对我国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罪犯心理矫治在我国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简单概括就是，“三个十年，三个阶段”。制约我国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发展的因素集中在三个要害问题上：一是认识模糊，定位不准，缺少理念支持；二是机构设置不到位，缺乏骨架支撑；三是培训机制不健全，工作人员专业不精，成效不显著，得不到长期支持。罪犯心理矫治的未来方向是，定位为第四改造手段，建立独立的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负责罪犯心理矫治、维护警察心理健康、培训警察改造罪犯所需的心理学知识。     

“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与我国刑事检察工作

自20世纪中期开始,受目的刑理论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以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为主题的刑法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以“新社会防卫论”为基础,提出“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口号,并曾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但是,这种轻缓刑的刑事政策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遭到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的犯罪浪潮的强有力挑战。特别是近20年来,累犯率上升,刑事犯罪恐怖化、经济犯罪严重化,以及犯罪的有组织化和国际化,严重影响到西方社会的安宁。在没有别的有效措施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只好对原有刑事政策作出调整,即将轻缓刑的刑事政策调整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的刑事政策。“轻轻”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处罚较以往更轻,基本策略是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     

刑事政策概念新探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首要问题。刑事政策的实践古已有之,但刑事政策的概念却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开始使用于18世纪末的德国。在对国外学者、我国台湾学者以及我国内地学者诸多观点分别进行述评的基础上认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而又简明的刑事政策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从刑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内地)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这是一个狭义上的刑事政策概念,它可以进一步被分成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若从刑事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能使其研究更为深入和有效,则应从广义上把握刑事政策的概念。     

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从语境探究、历史沿革等角度切入,主张将刑事政策的概念分化为元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与具体刑事政策三个层面,进而展开其逻辑体系.以此为基础,作者对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并对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体系的利弊得失作了宏观分析.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之回顾与展望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迅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在强制措施制度、辩护制度、起诉制度和审判制度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展望未来,必须端正刑事诉讼目的、弘扬程序法治理念、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贯彻宽严相济政策以及接轨国际司法准则,唯有此方能使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接续繁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刑事责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刑事责任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繁荣和稳步提高阶段,刑事责任在刑法学中的基础理论地位得以确立,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日渐开阔,比较刑法和国际刑法视野下的刑事责任研究成果备出。展望未来,我们应当继续深入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拓展特别理论研究,关注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应用新的研究方法,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我国刑事责任和刑法学研究的发展。     

礼刑与富贵:中国古代刑罚的政治观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也就是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人的行为除了受到道德、法律、财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彼此相互影响而规范着人的行为。当道德的规范作用降低,法律的制裁力量也会随之减弱,财富的作用就会明显,权力的地位则凸现;当法律的制裁作用降低,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作用,财富的作用就变得突出,权力的地位就成为决定的因素。当财富升到首要地位,道德的规范作用就显得无力,法律的制裁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权力的作用则更显至关重要。当权力成为决定因素,道德的规范难以奏效,法律制裁也难以公正,财富则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需要发挥政治的调节作用。     

我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前瞻

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设计存在不少疏漏 ,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非理性状态。本文从审判权的归属、简易程序的改造、庭审调查程序的改革、死刑核准权的再配置、审判救济程序的正当化、法官弹劾制度的建构等方面对实现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科学化、理性化进行了论证。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婚内强奸犯罪化

本文评析了婚内强奸犯罪化的学术之争 ,对婚内强奸进行了刑事政策分析 ,设计了婚内强奸的刑事政策反应体系 ,主张对婚内强奸提高刑法反应的门槛、降低刑法反应强度 ,并通过“适用解释上的犯罪化”而非“立法上的犯罪化”的方式 ,对分居或诉请离婚期间发生的婚内强奸行为予以犯罪化。     

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作者选取其中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刑事再审程序)作为研究对象,从其存在和改革的必要性、重构的理念以及改革的具体设想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刑事再审程序的存在是符合诉讼规律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效率存在明显的缺陷,需要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文章指出,现代化的刑事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正、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结合起来。作者还就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     

The Scope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Sanctions: An Economic View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considers why some harm-generating activities are controlled by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sanctions while others are subject to some other mechanism such as civil law, administrative law, regulation or the tax system. It looks at the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w and economics approach. We seek to identify the comparative benefits of using the criminal law relative to other enforcement mechanisms and – more broadly – why certain specific behaviours are criminalized. The paper argues that an economic approach emphasizing the relative merits of alternative legal instruments for bringing about harm reduction can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a number of recent legal developments. It argues also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legislators to combine the use of sanctions traditionally used in one area of the law with sanctions from other areas is more readily explicable in economic terms than in other terms.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的“底限正义”——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理路的质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但是关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我们始终缺乏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引。“底限正义”理论是一种指导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它一方面认可人类社会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从而为以法律移植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承认正义的相对性和多元性,承认法律制度移植的可选择性,从而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微观操作步骤。同时,“底限正义”理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刑事诉权理论视野下的刑事审判制度改革

诉权理论产生于民事诉讼法学,但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内在关联来看,诉权理论也可成为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之一,刑事诉权与刑事审判权仍是构成刑事审判制度的两个基本要素。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提上立法日程之际,运用刑事诉权理论来分析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一些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在现行审判制度下,诉权不能主导审判进程,诉权与审判权关系失衡。正视这些问题,运用刑事诉权理论指导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强调诉权保障理念,才能真正理顺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