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裂变与“实心实学”

明清之际的“实心实学”是通过对王阳明心学的修正与转型而出现的进步社会思潮。它不仅以“良知”释“心”，还进一步以“情欲”“私利”“快活”和“真心”释“心”，而且将“实心”与“实学”紧密结合起来，构成明清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明清之际市民阶层启蒙精神的集中表现与反映。今天，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把手”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大”与“小”的关系。“一把手”是管全面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纳入视野，不能疏忽、失察，但是需要花更多时间，下更大力气抓的、谋的则应是大事、大局。谋全局、抓大事，既是“一把手”的主要职责和职能，也是“一把手”工作的突出重点。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我们都有一个家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首歌直接把“国”称为“家”．它在激发国民爱国情怀上无可争议。从常识上理解，这种类比也无不可。否则，我们口头上为何总是讲“国家”、“国家”呢？     

构建“引博从政”机制的几点思考

自2000年以来，青岛、郑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推出“引博从政”的政策。此举引起了学界、政界等大讨论，各界对“博士从政”也是褒贬不一，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笔者认为我们对此首先应客观、冷静对待，不要局限在“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里，应该把“引博从政”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来对待，不要预设“引博从政”就是“不务正业”、“人才浪费”、“学而优则仕”的新时代翻版等，更不能动不动就给引博单位扣“盲目学历崇拜”、“形象工程”、“政治做秀”等大帽子。     

皇帝也逃不过“潜规则”

自古以来，皇帝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里面的“老大”，有句形容一个人有权有势的老话，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一人之下”的“一人”最初指的就是皇帝。皇帝是真正的万人之上，所谓的“九五之尊”。皇帝说一不二，皇帝还是“金口玉言”，说出来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即便错了，也就错了，难道有人还要跟皇帝较真吗？不过，皇帝也有没辙的时候，咱先不说历史上那些被“垂帘听政”或者被“架空”了的“名义上的”皇帝，即便是牢固掌握权力的皇帝，也有他把握不了的东西，也有被“潜规则”的时候，不信，咱就来看看。     

专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不仅成功地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也成功地实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建设中，“以人为本”（人本）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本”，“和谐社会”与传统文化中的“和”、“中”，“解放思想”与“经权之道”等都有着紧密联系，都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继承与吸收。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重视研究、吸取、融合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     

“玩”艺术的皇帝

不知从啥时候起，人们一提到“艺术”一词，常常与“玩”这个字联系在一块儿。好像艺术真的就是“玩”出来的。其实呢，快乐大叔觉得，这应该算是一种调侃。说“玩”往往有自谦和自嘲的成分在其中，换句话说，既然我只是个“玩”艺术的人，不管是琴棋书画也好，吹拉弹唱也罢，水平哪怕再拿不出手，一个“玩”字也就都给化解掉了。     

“以人为本”之“人”的新诠释

党的十七大再一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思维方式的伟大转变，是治国理念的重大突破。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将产生巨大影响，在实践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的“人”，对其作科学而具体的诠释，以致于不会使“以人为本”在现实中沦为空谈和一种滥辞，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之“人”应涵盖“人民”、“后代人”、“有生命意义即将出生的人”、“法人”、“犯罪人”和“失去生命的人”等。     

算清为官的“机会成本”

古来万事难两全。有以身许国的慨然，就难有“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闲散惬意。放不下“窗外疏梅筛月影”般的卿卿我我，也就难有大丈夫纵横四海的成就。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朴素道理，在经济学上还对应着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讲的是在“多选一”的决策时，必须舍弃其他利益。算清楚机会成本的“舍”与“得”，无     

树“畏”更须去“媚”

有些干部，功夫不在事业上，精力不在发展上，心思也不在人民群众身上，相反，却整天盯着“上面”，“秀”给媒体，不仅敏于揣摩“风向”，勤于迎合“喜好”，且善于装点“门面”，喜欢把气力下在易出“亮点”、易被看到的地方。对于社会上监督、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起初惯用躲、捂甚至打压的方式来对待，及至激起众议、躲不得、捂不住、压不下了，才不得不去做那些早就该做、早该做好的事情。这些“怪”现象，说怪也不怪，反映出了某些干部的“媚”和“畏”。     

从贪官也读书说起

那些落马的贪官们也读书吗？答案是：读。那么，贪官们都读什么书？落马前和落马后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一样的。在落马前，他们都说自己在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等等。事实上，这些书他们可能连摸也没摸过。     

“新新人类”探微

快乐大叔上了几岁年纪，“新人类”算不上，更别说什么“新新人类”了。不过，毕竟快乐大叔不是山顶洞人，也没有活在真空中，对时下里流行的词汇和层出不穷的“人类”们也好琢磨一番，研究显然谈不上，顶多也就是“探微”吧。     

灵性贵州

一个“黔”字，最易让人想起“黔之驴”，想起“黔驴技穷”，想起“夜郎自大”。世人对“黔”误读久矣，甚至殃及它所代表的贵州。黔本无驴，何来“黔驴技穷”？而“汉孰与我大”乃滇王之语。可见，“莫须有”不仅模糊了贵州之美，也氤氲了贵州之贵。     

“边做边说”与“做了要说”

著名诗人臧克家对闻一多先生的那句“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甚是称赞。其实，一般人看待“说”与“做”，常常视“少说多做”、“不说只做”为美德，对“多说少做”、“只说不做”加以鄙薄，强调一个人立身处事应该讲求奉献、崇尚实干、禁止空谈。     

王阳明“诚意”说的哲学特色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对王阳明“诚意”说定性和定位不当，以及对王阳明哲学立场辨识不准的倾向。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考察王阳明“诚意”说的哲学特色。其一，阳明不同意朱子把“格物”置于“诚意”之先的修身功夫程序，提倡将“诚意”置于“格物”之先。其二，阳明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将“意”的感应机制视为人与世界相联结的重要方式，这也是他强调修身以诚意为主的深层哲理根据之一。其三，阳明在批评朱学“务外遗内”与禅学“是内遗外”这两种对立哲学取向的同时，坚持以超越内与外、整合心与物的“合内外”作为自己新的哲学立场。     

“中华民族”一词的由来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103年的历史，其创始人就是梁启超。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一词也没有过。习惯上所说“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外国人称中国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     

在祖国面前永远年轻

真不敢接受“先生”这个称呼，最好叫“同学”，我们一块儿学习在我毕业的北京大学。“先生”的意思是“老师”。我们读书时称北大的老师，不管男老师、女老师都叫“先生”。所以，我真不敢接受“先生”这个称呼，最好叫“同学”，我们一块儿学习。叫“同学”你永远不会错。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有点儿激动，也有点儿紧张。说实在的，我准备了一份演讲提纲，但刚才走得急，丢了，丢在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但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论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

“大民主”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极盛于“文革”，终止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上的“大民主”自始至终与中国政治运动相伴，其本身也加剧了政治运动的剧烈性。研究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略论“德”、“礼”主导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传统中国乃伦理社会，儒家伦理思想占统治地位，“德”、“札”遂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石。“德”、“礼”不仅是法律制定和执行的依据，而且法律的内容也大多关乎“德”、“礼”。“德”、“礼”的这种主导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一定的阶段性。这种“德”、“礼”主导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仍然从正反两个方面发挥着其影响作用。     

请您评刊

华君武的漫画幽默且颇具讽刺力量。但他不准夸大他自己的作用，也不愿别人过誉。 曾有一篇《画有风骨，人有风趣》的报道，说他“文革”期间蹲三年“牛棚”，没停过画笔。他看后批注：“无此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