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之美

细雨和风，柳绿桃红，燕舞莺歌，自然界的美多么富有色彩啊；琴瑟和鸣，黄钟大吕，余间袅袅，艺术世界的美多么富有神韵啊。它们映入眼帘，传入耳膜，使我们可感可触，精神愉悦，那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和谐，所以它们是美的。而“和为贵”、“政通人和”、“家和万事兴”等，则是“和谐”为一精神在人类社会中的另一种具体表述。     

美国“equity＂与司法审查制度比较研究

“equity”，在我国通常翻译为“衡平法”。它不仅仅有“衡平法”的一面，还有“平衡措施”、“平衡原则”更加丰富的含义。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体系，同时也是一个制度体系。在美国，它的发展和演化与司法审查交相辉映并行不悖。“equity”与司法审查制度都具有“反民主”的特征，它们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成果大致相同，但它们适用的范围、运用的主体、程序和运作以及目的都有很大的差异。对美国“equity”和司法审查制度追根溯源，梳理它们的来龙去脉，认清它们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加深对美国的法治理念、人权观念以及权力制衡设计的理解，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也不无裨益。     

论“中体西用”的当代形态——中西方文化关系模式比较研究（下）

三、对极端模式与含混模式的质疑。本文的前半部分(见《理论文萃》2005年第1期)列举了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人在认识和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主要模式，这些模式就其价值取向来说，可以分为极端(如“全盘西化”与“儒学复兴”)与折中(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综合创新”)两种；就其内部结构来说，可分为明确(如“全盘西化”、“儒学复兴”、“中体西用”)与含混(如“综合创新”。“西体中用”)两种。显然，每一种模式都是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它们的真实内涵不一定如它们在字面上所说，但这不妨碍通过对它们自己的理论表述进行分析。从而对它们提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要求。     

“道”与存在——庄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本体论比较

庄子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虽然产生于不同背景的历史时代，但它们在本体论上有许多神和之处。它们否定客观世界物质存在的第一性，而将人的主观意志——即“道”与“存在”作为客观世界存在的根据。“道”与“存在”虽然表述不同，但它们通过心里体验，“坐忘”，“虚无”而踏上共同的唯心主义的主观性道路。     

理论文萃

“三个代表”与 “三个有利于”的关系 董德刚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学习时报》撰文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讲发展生产力，最后归结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落脚到人民根本利益，它们是完全一致的；从思想方法上看，它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从当代中国以及世界实际出发，从全局和根本上看问题，都体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区别在于：一方面，它们的层次不同，“三个有利于”作为我们判断一切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对于各行各业、各个方面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基本…     

莫以“小事”而不为

“小”与“大”是相对而言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小”有“渺小”、“弱小”、“小气”等说法，皆指不显眼、不气派、不动人。因此，人们总是喜欢“大”。“大官”、“大款”、“大家”、“大腕”备受尊崇。“大手笔”、“大制作”备受颂扬。“小”。也就容易被忽略、被冷落、被藐视。其实。不论是在历史的长河里，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小”往往比“大”更富于生命力和感染力。朱德的扁担和周恩来的纺车，比起国民党权贵们的洋车别墅，不可谓不小，但它们所承载的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操，虽经     

从“尧舜禅让”看历史真与假

中国历史上有“孔融让梨”的故事，也有“尧舜禅让”的故事，它们是许多历史美德的起点。尧舜先哲，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禅让”，它是一种境界、一种榜样，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但“孔融让梨”可信，“尧舜禅让”不可信。     

从“儒”和“道”中掘宝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思想，它们作为一种哲学体系，始终为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团体发展提供了助力。纵观国内外成功的企业，它们的企业文化中无处不体现着其中的思想精粹，且不说国内的海尔、蒙牛、华为，且不论日、韩的丰田、松下、三星，哪怕是世界知名的欧美企业，我们也不鲜见其管理思想中进发的“儒”、“道”思想精华。     

陈为人：中共“一号机密”档案保卫者

1929年至1937年，陈为人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2年起在上海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它们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号机密”——两万余件从建党到“六大”的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在中共内部，它们被称为“中央文库”，组建于1930年。后来，中央领导机构由上海迁往瑞金，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却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     

矛盾、互动与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个权利 ——一个关于人类社会运行、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思考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层矛盾的状态。其中一个矛盾就是“公”和“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现实里几乎达到了一个异常尖锐和时有爆发冲突的地步。其核心还是一个如何理解“公”和“私”以及“利”与“益”的概念、范畴和内涵的问题。经过研究得出四个结论：一是“公”和“私”是一对既相互矛盾又互相依存还相互运动的范畴，二是“力”和“利”是一对内涵、方向和程度不同甚至对立与互换的范畴，三是人类社会发展是“公共领域”与“私个权利”两极连续摆动的结果，四是政府要为治理“公共领域”及其资源做出新制度的设想、设计和设施。其结论是，“公共”和“私个”的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但更是未来的。问题是，只有把它们彻底认识了，才能最终科学地把握它们。     

“毛泽东方法论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辨析

毛泽东方法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方法论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毛泽东方法论研究，涉及“方法论”、“毛泽东方法论”、“毛泽东方法论思想”、“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等基本概念。把握这些概念，弄清它们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是深化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提和基础。     

城市发展进程中如何保护“老房子”

成都的这些“老房子”可以说是散落在城市中的明珠，那斑驳陆离的青砖灰瓦、高大厚重的深色木门述说着它们的悠久历史文化。可是现代社会城市发展如此迅速，我们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该如何保护“老房子”？它们现状如何？保护之后怎样发展和利用它们？带着系列问题，本刊记者特别邀请庄裕光、张先进和谭楷三位著名学者一起来探讨成都“老房子”的保护与发展。     

也谈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简

近几年来，“顶层设计”一词由工程学界而理论界、由学术话语而官方话语，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我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顶层设计”这一理念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其坚持“整体性”的方法论原则，从“整体性”的高度去宏观地审视改革、把握改革，起到的是提纲挈领的作用。坚持整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远东、中东和近东

这几个政治地理概念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14、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欧洲萌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大西洋至北海沿岸的一些国家，迫切要求向外扩张殖民地，富庶的东方成了它们攫取海外财富的首选目标。16、17世纪起，欧洲列强开始向东方进军，它们根据当时掌握的地理知识，按照离自己的远近，分别把东方不同的地区称为“远东”、“中东”、“近东”：     

朱元璋的“公车”管理制度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历朝历代都有“公车”。虽然这些“公车”或轿，或马，或驴，或牛，或车，或船，但是，它们的性质和用途是一样的，都是官员因公的代步工具。因此，“公车”腐败自古就存在，为防治“公车”腐败而建立的“公车”管理制度也从来就没有缺位过。纵观形形色色的制度或规矩，明朝的“公车”管理制度最为严格。     

王阳明的天理人欲之新辨析：问题、实质及现实关怀 ——基于《传习录》的文本学分析

良知的“本体”说本身的成立还要以对人的前提预设为前提。在阳明那里，这 “天理”与“人欲”有作为“前提”讨论的必要：一个是逻辑前提，称为“天理在前”，一个是“事实前提”，称为“人欲在先”。 天理与人欲之所以对立，是它们背后的公与私对立。天理与人欲的现实关怀，我们可以用一个“忧”来作具体体认。“忧”可以说是内圣外王的理论的现实关怀的极佳体现。     

新知

“微笑曲线”由台湾IT“教父”施振荣所创。1992年，台湾宏署集团原董事长施振荣提出了“微笑曲线”理论。它是一条像微笑嘴型的曲线，两端朝上，左边是研发与服务，右边是营销与品牌，它们是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的部分，中间是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组装。     

奇异的动物

这些奇异的动物，人们只有在神话故事里见过。它们有的是狼首鸟身，有的是象头雀尾……是基因突变？还是未发现物种？原来它们是图像处理大师的杰作，将不同物种特征“拼贴”在一起，宛如天成。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前的思想酝酿性讲话探析——兼论胡锦涛“7．23”讲话的风向标意义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上发表的思想酝酿性重要讲话，成为党代会能否团结胜利召开的关键环节。江泽民1997年“5．29”讲话、2002年“5．31”讲话，胡锦涛2007年“6．25”讲话、2012年“7．23”讲话，都是如此。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发表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选择在中央党校发表、对象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目的是为了形成思想共识、发表后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它们所发挥的功效主要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谋全局，解放思想、统一思想聚合力，营造舆论、烘托氛围迎大会，政策适应、稳中求进保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