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痛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然而，从现有的问责实践看，问责范围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正副职、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目前实行的首长问责制的框架下，使一些副职的“配角心态”、“副职心态”进一步常态化，有些副职对正职作出的决议或工作安排不论正确与否，不假思索，一律照办；有些副职明知正职有决策失误却不谏言，甚至对正职的错误乃至违法行为一味迁就；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可问责性分析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可问责性尚不充分,在责任界限、相关法律规定和机制上都存在很多缺陷,必须继续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进行改革和重组,努力改变多头监管、职能交叉的局面.要建立健全问责法律,首先要保证问责法律的权威性,由中央政府部门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等权威部门制定或颁布实施,为问责的统一和规范提供保证.要建立科学、规范、长效的问责机制,顾及和考量问责主体的动机以及利益取向、问责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等因素；重视事前和事中问贵,加大对风险源头监管的责任；问贵要瞄准最危险的事件和最关键的环节,防止危机的发生,从而确保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有效问责.     

古巴、越南共产党的党内问责

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党内问责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以问责推进反腐,对腐败分子进行严肃问责;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其权责进行明确规定;建立和完善专门的党内问责机构来保证问责开展的公正性;严肃问责违反党纪的行为以及完善党内问责的配套制度建设等。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完善党内问责上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有哪些？

党政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由于失职而被问责的方式有哪些？在什么情形下应该从重或从轻问责？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是否可以重新担任与原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请回答！ 答：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供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     

谏院题名记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健全公共服务问责制度研究

问责是公共服务过程中主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重要保障,可以对公共服务主体产生约束力量,有效避免和惩戒主体的失范行为。公共服务的问责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间的问责制度,主要有短途和长途问责制度;二是主体内部的问责制度,主要包括政府内部和公共服务生产机构内部问责制度两个方面。由于问责制度不健全,影响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必须针对主体间的问责和主体内部的问责存在的不同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健全问责制度,逐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渴望“诤言”

渴望“诤言”董治顺诤者，直言规谏之谓也；诤言者，率直规劝之谓也。据《说苑·臣术》解释：＂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按这个解释，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善谏敢诤者，才称得上忠良之臣；二是，谏也罢，诤也罢，都...     

论先秦儒家"孝忠"观中的"谏诤"思想

"谏诤"思想是先秦儒家"孝忠"观的一个重要内涵.自孔子提出了"事父母几谏"和"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的主张后,曾子、子思、盂子各有侧重地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谏诤"思想.曾子侧重于"谏亲",提出了"以义辅亲"和"微谏不倦"的谏亲原则;子思和孟子则侧重于"谏君",前者认为"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后者则阐发了"反复谏"的观点.荀子综合了孔、曾、思、孟的"谏亲"、"谏君"思想,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主张,把先秦儒家的"谏诤"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十四年探索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渐入佳境

从1995年“责令辞职”出现，到2003年“问责风暴”兴起，再到2008年“行政问责年”的高潮，干部问责经历了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的历程。     

完善行政问责制需实现3个突破

由权力问责转为制度问责。要建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政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事项等。     

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的构建及完善

服务型政府在治理理念、发展目标、行为准则和服务模式上迥异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这些特征对政府问责提出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即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融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于一体。但当前政府问责在问责主体的单一性、问责对象的不确定性、问责程序的非制度化、问责结果的片面性和不稳定性等方面的缺陷,难以满足服务型政府问责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建立以四类责任为导向的多元主体问责的目标模式,并以法治环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大、政协、司法和社会问责为路径完善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成都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完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和四川省纪委"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纪检监督"的要求,成都在总结过去派驻纪检员和片区纪工委两个时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派驻机构监督执纪问责的路径和方法,把建立健全派驻机构管理新机制贯穿于整个纪检体制改革过程中,在全国率先实现派驻机构全覆盖,积极构建反腐"前哨",确保党内监督无盲区。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若干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行政问责缺失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明确公务员问责权责界限，构建和完善与问责制相关的法律，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明确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强化异体问责，实现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是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有效途径。     

现代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

行政问责是当代民主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国外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府责任、问责内容、问责主题、问责方式等方面,其特征是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趋向全面化、复合化,趋向于不同政体背景下的问责研究等。而国内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程序问责、分类问责、综合问责、异体问责等方面,其特征是从多学科的视角注重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及政府责任的主要内容研究,趋向于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的结合。诸多学者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助于进一步升华行政问责制理论研究,进而推动行政问责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