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案件中赃款去向应否影响犯罪成立

我国刑法第382条和385条明确规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概念。但刑法未对贪污受贿案件中赃款去向应否影响犯罪成立作出规定。实践中,许多犯罪嫌疑人在侦察初期承认贪污受贿的赃款已据为已有,后改变口供,井拿出相应单据及证人证明该款项已用于各种名目的“为公花费”。笔者认为,这些辩解不能成立,这些款项的去向不应影响犯罪成立。建议制定一些具体标准,规范来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关于贪污案件赃款去向的几个问题

贪污案件中赃款的去向是否属该罪的构成要件 ?是否法定的量刑情节 ?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践部门对此未有一致认识。本文就上述问题发表粗浅看法。笔者认为 :贪污案件赃款的去向有三种情形 ,都不是本罪的构成要件 ,也不是法定量刑情节 ,但应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     

谈共同贪污犯罪的定性问题

刑法第22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贪污是共同犯罪案件的一种特殊形式,就其定性也有特殊性。近几年贪污犯罪日趋复杂,共同贪污案件增长的幅度较大。因此有必要对共同贪污犯罪定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使犯罪分子罚当其罪,稳、准、狠地打击遏制这类犯罪。     

论我国刑法中交叉刑的废除——完善贪污受贿罪刑罚制度之思考

刑法第383条第1至第4项共规定了4个档次的法定刑,各档次之间轻重衔接缺乏严格的梯度,交叉现象比较严重。交叉刑的规定是一种立法上的失误,其弊端是：违背罪责刑相一致的刑法原则,导致罪责刑失衡;违背刑法平等原则,损害刑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破坏贪污受贿罪刑罚结构的梯度性,影响刑罚的威慑力;扩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建议废除贪污受贿罪中的交叉刑,同时,应尽快出台贪污受贿罪量刑指南。     

贪污受贿赃款去向的举证责任和举证义务

在贪污受贿赃款去向的举证证明上,一定条件下公诉指控方有举证责任,在一定条件下被善人也应有举证义务.举证是责任和举证义务的转换,根据提出主张者而确定.     

简论黑哨犯罪的定性及其应对建议

关于黑哨问题的争论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定论,本文从犯罪主体角度出发,试提出对黑哨问题的个人看法。笔者认为黑哨裁判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其身份和执法的性质决定了其行为的公务性,因此应当以受贿罪定罪和处罚。     

厘清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观定性及转化问题

挪用公款罪是职务犯罪中比较易发多发性刑事犯罪。由于挪用公款罪脱胎于贪污罪,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此司法机关在认定是此罪还是彼罪时常常存在着一定困惑。本文以典型的司法案例为切入点,探讨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观目的认定上的歧义及由挪用公款转化为贪污的相关问题,以期进一步完善挪用公款罪的相关理论,为司法实践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研究

受贿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确立依据应是"最低劳动报酬倍数"。受贿罪可分为普通型受贿罪和特别型受贿罪。若以盗窃罪的犯罪起点数额为参考标尺,普通型受贿罪与贪污罪一样,其犯罪起点数额应是盗窃罪起点数额3倍。特别型受贿罪主要形式有:交易型受贿;收受干股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委托理财型受贿;赌博型受贿。在许多情况下,特别型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应高于普通型受贿的定罪起点数额。对于情节特殊型受贿罪,不应确定定罪的起点数额。在有受贿数额(不论大小)的情况下,其应以特殊情节(后果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主要依据来认定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探究

《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的出台是出于反腐倡廉实践及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新增的罪,有必要就其犯罪构成从客体及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作以分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一般型受贿罪、斡旋型受贿罪比较容易区别,与受贿罪共犯却较难区分,在抓住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这一关键点的基础上,还要看其与本罪主体是否就受贿形成了通谋,同时要分情况作具体而详细的分析、论证。     

对贪污共同犯罪有关问题的思考

对贪污共同犯罪的认定,尤其要注意这样几种情况:1.内外勾结的贪污共同犯罪;2.同一单位中混合主体的贪污共同犯罪;3.贪污共同犯罪中的贪污数额认定。     

刑事案件赃款追缴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追缴制度具有自身特点,善意取得是刑事追赃的法律阻却。权衡刑事追赃与民事善意取得法理利益,分析善意取得制度内在价值与机理,赃款归还个人欠款应当不适用善意取得。根据对货币法律属性的进一步探讨,货币适用善意取得还得依赖相应的法律规范与交易行为。     

受贿罪客体若干问题的探讨

受贿犯罪在目前的犯罪构成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其中受贿罪的客体问题 ,是构成受贿罪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拟以分析理论界现存的各种学说为切入点 ,深入分析这一问题 ,并提出和论证本文观点。     

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之我见

受贿行为是腐败现象最主要且最普遍的表现形式,重新界定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对稳、准、狠地打击受贿行为,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更有效地打击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在犯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的组合     

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

我国受贿罪中关于贿赂的法律界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受贿罪犯罪构成中收受他人财物及谋取利益等要件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我国应通过扩大贿赂的内涵和修订有关法律条文等途径 ,进一步加大对受贿罪的惩处力度。     

对受贿罪立法的反思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采用援引法定刑的形式,依照贪污罪的规定进行处罚,这在理论上存在误区.同时,以受贿数额作为设定罪刑单位的模式也有失偏颇,应当兼顾情节因素,并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通过完善受贿罪的处罚体系,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受贿罪的定罪率,可以将犯罪控制在初级阶段,更好地实现刑法有效预防、控制受贿犯罪的作用.     

科学界定"挪用公款不退还"与"挪用转化为贪污"

本文从区分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界限入手,结合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挪用转化为贪污"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些法理分析研究与界定.     

论受贿罪共犯的认定

对国家工作人员唆使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案件如何定性,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司法实践中分歧颇多。将此类案件定为共同受贿罪的观点,对我国当前受贿罪共犯的认定有所帮助。     

论受贿罪的法益

法益是研究受贿罪的起点和基础,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和主流学说对受贿罪法益的解释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在分析法益基本特点的基础上,主张受贿罪的法益应当是公正的职务行为所保障的正当社会利益,也就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论受贿罪的法益

法益是研究受贿罪的起点和基础,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和主流学说对受贿罪法益的解释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在分析法益基本特点的基础上,主张受贿罪的法益应当是公正的职务行为所保障的正当社会利益,也就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受贿罪与一般受礼的认定

本文联系司法实践，结合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有关规定，对受贿罪的一般受礼的以及在受贿罪的一般受礼容易混淆时，认定受贿罪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者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