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的思想变迁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对根据地农民进行了经济上的动员,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进而改变了农村阶级状况.同时,通过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农民传统的封建思想观念,形成了经济、政治上的动员和社会变革的整体互动,促进了农民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增强,主要表现在阶级意识、团结和组织意识、斗争意识、政权观念和参政意识、民族国家观念、政策法令意识等六个方面.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思想观念的变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模式分析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不仅限于一种行为和手段,同时形成一种政治运作模式。运作过程中,在斗争对象的树立上,注重培养农民的阶级意识;在斗争方式的运用上,注意根据运动发展阶段及斗争对象的差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口号、培养积极分子、发挥农会等群众团体的作用、营造农民在人数和气势上的优势等方式来组织和引导农民;在斗争分寸的把握上,既要调动农民斗争积极性,又把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斗争果实的获取上,强调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斗争意识,推动运动向深入发展。通过斗争模式的具体运作,中共唤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发动广大农民投身抗日洪流,并将农民和乡村社会纳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之中。     

广州国民政府南征对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影响

南征是广州国民政府统一广东诸役中一次重要的军事斗争。随着南征的胜利，广东南路和海南地区社会秩序和地方建设得到整顿，国共两党党务工作得以加强，革命统一战线迅速发展，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     

试论上海市“五反”运动推迟的原因

"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的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上海市由于其在中国有特殊的金融、经济地位,所以在运动中备受中央关注。由于上海市在"四反"运动向"五反"运动过渡的过程中,相应的斗争策略未能及时转换,斗争政策没有及时制定并向参与群众做很好的解释宣传,领导力量还未迅速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加上运动的限期开展,造成了运动的局面一度出现了打击面过大、斗争方式过火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使得上海市的"五反"运动不得不"暂缓发动"。     

集体化时期农民政治身份及其影响的变迁研究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农民在阶级身份之外又获得了社员身份,而阶级身份依然得到延续、扩展并走向强化。与土地改革时期相比,集体化时期的阶级身份越来越深地揳入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处,镶嵌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之中,并借助于日渐强化的阶级政策和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而扩展其政治社会功能。不过,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也凸显出来,并日益成为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分配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     

恽代英经济思想刍议

恽代英经济思想的显著特色,是他特别注重从经济上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注重对经济地位、经济制度、经济斗争诸方面进行研究,强调经济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以此来解决中国革命中复杂的政治问题.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中国产业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最富于革命性;要改造社会,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造旧的经济制度;在农民运动中要特别注意经济方法的运用;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式的构想.     

北伐与大革命在江西

正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正式开始北伐。北伐中的江西战场是仅次于两湖的一个重要战场。北伐战争在江西的胜利,推动了江西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江西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斗争中,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大革命时期,江西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一样风起云涌,声势浩大。1927年2月20日至28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正     

揭开尘封的记忆:沈定一与衙前农民运动再认识

1920年代,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在其家乡衙前镇筹划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实现无压迫、无剥削社会为理想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农民革命斗争,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滥觞。在这场农民运动中,沈定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中国农民的实际问题,并用它指导农民运动,使衙前农民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和领导上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斗争,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乡村社会的革命：以大革命时期农民动员为中心的探讨

大革命时期中共通过领导农民协会,支持、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直至夺取乡绅控制的基层政权,较为成功地"介入"了乡村政治。政党政治"介入"乡村,冲击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开始打破乡村政治的平衡。中共将阶级斗争理念植入乡村社会,通过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为农民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共能够在乡村社会立足的关键。国民党依赖乡绅施行治理的乡村改良路径不能满足农民的诉求,始终未能赢得民心。国共两党"介入"乡村政治始于目标一致,终于分道扬镳,阶级立场的差异预示了乡村政治斗争的最终结局。     

毛泽东遗留给我们的关于文化转型的宝贵启示

毛泽东以他的一生和他所铸成的那个文化时代,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一、文化转型,按其实体性原则来说,是以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个生产方式,但不能把政治革命视为社会变革的万能法宝.二、现代化是以工业生产为特征的.如果仅仅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为特征,而忽略了生产方式要工业化这个根本,仍然在传统农业经济的基础上打转,文化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三、文化转型既然从其实体上来说是经济的,因而,以为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可以直接指导经济建设工作,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四、文化转型作为一次经济变革运动,它在其时间性上往往比政治运动和军事斗争相比缓慢得多.所     

彭湃的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思想

彭湃是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农民运动大王”。他虽然“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践家”,但他在实际斗争中写下的一些著作、文件和所作的一些讲话、报告,却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许多关于农民运动以及土地斗争的思想。这些思想和主张大多是他在党内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比较早地进行了阐述,因而同他领导的实际斗争一样,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     

灾荒视角下的国民政府合法性危机及其应对

灾荒与政治紧密相关。良性政治生态往往会灾而不荒,而恶性政治生态则会天灾人祸、逢灾必荒。民国时期天灾不断,固然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地和民国政局、政观、政策、政力有关。国民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挤占了防灾和水利建设经费,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社会自救能力。政府尽管具有了初步"为民"的人本理念,但在实践中却又倾向于"防民甚于防灾"的维稳思路。1931年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际,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救灾不忘内战的政策。尤其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见诸报端之后,国民政府在救灾和宣传两方面均陷入被动,暴露了其对灾荒与政治合法性关系的误读和应对上的失策。     

论党和人民同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斗争的性质与政策策略

文章认为党和人民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的斗争是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关系到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关系到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和政府的决策措施是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文章强调认清斗争的性质至关重要，它是捍卫党和国家根本指导思想、捍卫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斗争。要夺取斗争胜利，必须戳穿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本质。文章说这场斗争胜利的标志，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摧毁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这股反动势力。为此，要运用科学和法律政策武器。     

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关于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借助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透视这一特定时段的土地改革问题的新特质:它是以"访贫问苦"和"诉苦"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吸引人口众多的农民参与解放战争的有效"政治动员"形式、以农会作为赋予农民"政治权力"的组织形式、以适合农民特点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作为将广大远离政治的农民塑造为"政治人"的教育形式的政治过程.这使对该历史问题的研究导入了一个与传统研究有明显区别的认识层次,即走出了就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主体自身研究的范围,使土地改革这个已经被中国革命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科学、成功地引导农民加盟革命的决策,在政治社会学的意义上被人们更理性地认识,从而更真实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成功获得农民认同的历史轨迹.     

党建理论的思维创新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新的思维方式构思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伟大建党纲领。和经典的共产党建设理论相比,体现了鲜明的思维创新。 三个代表在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认识上,由以往主要从政治上体现共产党的先进性,转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全方位反映共产党的先进性。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共产党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时,“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无庸置疑,这     

中国工运先驱项英(五)

在全总领导岗位上1 92 8年 1 1月上旬 ,项英参加完党的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届代表大会之后 ,从莫斯科回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在党的“六大”上 ,项英由一名领导基层工作的普通中央委员 ,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成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在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上 ,项英主要分管职工运动。在从莫斯科回国的途中 ,项英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在职工运动中贯彻“六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他认为 ,决议案中强调的“工会应当在领导工人进行日常经济斗争中去团结群众 ,再转变为政治斗争 ;要有正确…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工人纠察队

工人纠察队是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武装组织形式。从1922年至1927年,湖南各级工会普遍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在各种政治、经济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马日事变”以后,各地工人纠察队对反动统治者的大屠杀政策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后来成为各地工农武装起义     

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与革命策略调适(1931～1932)

北伐运动进至湖北时,正逢1926年水灾,免除自然灾害的后续威胁是新政权面临的紧要问题。在堤工经费筹集上,国民政府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之间产生分歧。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将灾民视为重要的革命动员对象。在军事斗争的配合下,湘鄂西苏区建立起来。1931年水灾后,湘鄂西苏区采取在苏区内、外夺取物资的方式度荒。1932年初,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主张以灾民推动土地革命,但灾民更关心是否能获取物资供应。在春汛将到来之际,苏区被迫放弃斗争,集中力量推动苏区和国民政府的堤工建设。在自然灾害的剧烈冲击下,苏维埃地方政府被迫有选择地调整革命策略,与国民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引入自然环境这一要素,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中共创立至大革命时期海陆丰地区的农民宣传工作

中共创立至大革命时期,海陆丰地区的农民在中共农民领袖的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采取演讲、歌谣、戏剧、标语、口号、报刊、学校等形式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觉悟,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和发动了广大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认真研究这一时期海陆丰地区农民宣传工作,为新时期党的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宣传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于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农民动员——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例

抗战时期，中共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晋冀鲁豫边区在执行该政策的过程中，正确分析了农民的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查找思想根源、宣传政策法令、培养积极分子、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口号、开展有组织的斗争等具体措施，把广大农民动员到运动中来，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做法，对于现阶段的群众动员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