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

基于“政治主导”的政治理念，民主党政权在政策决定过程领域推行政官关系变革。历经鸠山内阁、菅内阁与野田内阁，随着政官关系变革态势的减弱并遭受顿挫，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政官关系定位不准，不仅导致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也削弱了其决策效益与执政能力。     

法国新政府与中法关系

2012年国际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国尤其是一些大国将经历“大选年”，它们的政权更迭、政府重组和政策调整，将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关系的运作轨迹。作为欧洲乃至世界的重要国家，作为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法国的政治变化引人关注。在5月落幕的法国大选中，弗朗索瓦·奥朗德领导的社会党击败执政的人民运动联盟，在时隔17年...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难点与对策

乡镇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在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担负着重要和直接责任,目前乡镇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主要面临以下制约因素：基础设施方面,投入欠账较大,标准不一,难以整齐划一。由于历史原因,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加上农村干部对改善农村环境认识不足,导致多数村进村路、村内街道、街道便道硬化不全,村内亮化、绿化、     

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

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新经济政策既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其在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变化.出于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苏维埃政权对部分反共反苏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整肃、司法镇压乃至驱逐出境的手段,这在当时曾在相当大的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遗留下了历史隐患.     

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17～18世纪阮氏政权对外贸易与农村经济的联动发展

从阮氏政权a对外贸易与农村发展联动机制的视角,梳理17～18世纪阮氏政权经济发展过程,揭示阮氏政权创造"百年繁荣"奇迹的内在机理,是一件有学术意义的事情.16世纪下半叶,阮氏政权从越南中部崛起,与北方郑氏控制的后黎朝形成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南北对峙和分裂割据局面,并向南开拓了今日越南近五分之三国土面积的统治疆域,对越南及中南半岛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与越南历代封建政权"重农抑商"的传统不同,阮氏政权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国家主导发展对外贸易,与世界贸易大国建立起贸易关系和商业网络,农村发展要素被纳入国际产业分工,促进了农村经济生产专业化、商品流通货币化和流通货币资本化的演化进程.与此同时,阮氏政权利用地缘相近、文化相通的优势,吸引大量华人移民,引进国际资本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实施南部大开发战略,阮氏政权逐渐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形成对外贸易与农村经济联动发展的格局.随着经济、社会、文化融合的加深,华人与当地原住民的融合进程也在加快,为今日湄公河三角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清之际中越关系的演变与抉择

明清更替之际,安南王国作为中国传统的藩属国,面对新朝与旧朝残余分治的局面,其主政的中兴黎朝先是出于恢复"王爵"的要求,与南明政权频繁互动,互相支持。后因南明衰败无望,清朝实际控制了全国局势,加之在其国内对手武氏、莫氏割据政权先后归顺清朝,并获得了封号,中兴黎朝为了确保其于安南国内统治的正当性,无奈地归顺清朝。     

价值累加理论视域下的阿富汗变局和塔利班走向研究CSSCI

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在被推翻20年后再次成为政权的执掌者。这与美国将战略目标从“以反恐为中心”转向“以大国竞争为中心”不无关系,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阿富汗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导致的。价值累加理论提出社会运动是由结构性有利条件、结构性紧张、概化信念的形成和散播、诱发因素、参与者的行动动员以及社会控制的运作等因素顺序叠加而成。从价值累加理论审视作为一种政治伊斯兰现象的塔利班在阿富汗生成和发展的原因及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能够为研判塔利班执政前景及对政治伊斯兰的影响提供另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视角。塔利班的未来发展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阿富汗的未来,这也是国际社会关注阿富汗局势发展中的焦点问题。     

权力的合法性:菲律宾政权更迭的政治学分析

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不厚实是菲律宾政权更迭的主要原因。埃斯特拉达被迫下台不仅是由于埃斯特拉达个人道德品质的缺陷 ,体制设计上的缺陷和以家族为背景的政治斗争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在合法性中 ,体制设计的完善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浅析巴黎公社的执政经验——兼评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启示

巴黎公社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第413页）巴黎公社的执政实践虽然短暂，但却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跨世纪日本在野党的政治课题

以1993年8月为时间界定点，维系38年之久的“55年体制”崩溃，日本政党制度开始进入面向新制度的过渡期。经过5年多的变动，扑朔迷离的日本政坛已经暂趋平静。自从桥本带领自民党复归政权后，小渊又与自由党联手组成多数派政权；以往的“万年野党”──社会党的地位已被现今的民主党、公明党、先驱新党、社民党、共产党等所替代，日本政坛形成“一强多弱”的局势。从朝野对阵形势来看，未来日本政治是继续持续自民党一党“坐庄”的态势，还是演进为两党对立、甚或多党共治的政党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野党各派能否成功解决各种政治…     

缅甸独立后外交政策的演变与中缅关系的发展

缅甸独立后,其政治发展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致使其外交政策发生了几次较为重大的变化。受此影响,中缅关系也出现了一些起伏,但总体上看,奉行积极友善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历届缅甸政府所遵循的原则。     

普京政权交接问题和俄罗斯外交

历史上俄国领导人的政治任期与俄的国际地位有一定的相关性。俄政权交接制度化程度较低,往往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稳定。考虑到普京任内卓越的贡献和影响力,其政权交接问题对俄外交势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2008年普京离任,其外交方针将保持延续性,即普京的接班人将继续一方面把欧亚中部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着力点,另一方面努力保持与G7为代表的发达世界之间的和谐。受种种结构性因素制约,如果将来的权力交接出现失控,不排除普京时代的外交进程中断的可能。     

鸠山内阁时期“政治主导”改革失败原因探析——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

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成为日本首相,组建鸠山内阁,实施了诸多政治主导改革措施,意图实现消除政府执政党二元体制、重塑政官关系的目的。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选民-政治家和政治家-官僚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出发,对鸠山内阁时期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进行了全面分析。鸠山内阁时期的政治主导改革损害了选民、政治家、官僚三方利益,产生了委托人信任危机、加剧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懈怠,增加了代理损耗。从选民-政治家委托关系来看,由于选民对鸠山内阁产生信任危机,鸠山内阁支持率急速下降,间接导致民主党2012年众议院选举失利。从政治家-官僚委托代理关系来看,政治家一味抵触省厅官僚,导致官僚的消极怠工与暗中抵抗,加速了鸠山内阁总辞职步伐。因此,可以认为鸠山内阁时期“政治主导”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结果来看仍以失败告终。     

新形势下如何当好乡镇党委书记

作为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怎样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充分发挥好“班长”的领头雁作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是新时期摆在乡镇党委书记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新形势下如何当好乡镇党委书记,“用人、决策、协调、落实”是基本职责,“抓大事、抓难事、抓重点事”是工作重点,“求发展、保稳定、促和谐、惠民生”是最终目标。     

国际身份危机与缅甸军人接权后的外交困局

缅甸在军方重新接管政权两年多来，国内危机持续外溢，在国际上遭受西方制裁等危机。既有文献从军方合法性、反对派动员和大国博弈的角度去解读，但仍难以系统诠释缅甸危机的僵局所在，也即缅甸内部政治互信与国际信任赤字相互叠加的结果。缅甸在政权更迭后，无法由内而外塑造“我群”共识，与国际行为体产生难以调和的认知歧异，继而生成了多重身份危机，包括遭受制裁、难以“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转型身份危机，难以继续融入“东盟大家庭”的地区身份危机，以及与大国关系失衡的中立身份危机。缅甸的国际身份在2011—2020年的转型十年间逐步明晰，而在2021年转型受挫后，外交困局也随之而来。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缅甸看守政府改善外交处境的前提是努力确保国际身份清晰化，同步争取外部共识。鉴于中短期内缅甸难以确证转型身份和中立身份并回归“正常国家”,通过“东盟方式”重塑地区身份仍是最不坏的选择。     

漫漫谈

1.过街“独”鼠6名“港独”组织成员近日在香港特区区域法院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香港警方国安处于2021年拘捕“港独”组织成员,警方指他们涉嫌宣扬颠覆国家思想,控以一项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     

吴庭艳政权的阶级本質

在1955年10月23日演出的“征求民意”和“废黜保大”的开剧之后,吳庭艳爬上“總統”宝座,独攬大权,成立法西斯、独裁,家族統治的政权。最近,吳庭艳又通过即將在1961年4月9日进行的“總統选举法”。不管他怎样为卽將到來的“选举”丑剧涂脂抹粉,都不能掩盖他的真正面目,也不能挽救他的政权的頹勢。为了把問題的真象弄清楚,我們提出關于吳庭艳政权的阶級本质的若干意見。     

知识分子与民主

近年来俄国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与政权、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议论十分热烈。瓦·梅茹耶夫撰写的《知识分子与民主》(《自由思想》1992年第16期)颇具代表性。全文分“一批人”,“在自由和政权之间”,“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三个部分。在“一批人”中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和人民的问题首先是文化问题。文化不同反映出知识分子同人民的距离。知识分子     

菲律宾天主教会同马科斯政权的关系

马科斯执政时期 ,由于天主教内部的变革以及菲律宾国内的特殊情况 ,菲律宾天主教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同马科斯政权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对抗的转变。菲律宾天主教会在推翻马科斯独裁统治的运动中发挥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