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与敌人：两种不同的宽恕传统

中国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差异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宽恕传统。从根本上说,这种差异来自对宗教不同的态度。宗教观的不同决定了宽恕态度是否存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超越性,或者是对超越的精神承担道德责任。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其宽恕观念局限于“人事”,从而是非超越的;现当代欧洲哲学延续了超越的宽恕观念,即谅解不可谅解之事。宽恕观念上的差异是阻碍中西两种文明相互理解和沟通的主要障碍之一。     

政道论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政道论”是一种与西方“政体论”迥然不同且极具中华文明特质的政治思想类型。先秦时期产生的以道家为代表的帝道、儒家为代表的王道、法家为代表的霸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时代最主要的三种政道。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呈现一个“政制”与“政道”的二重结构，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通过帝道、王道、霸道在不同时期、领域、阶段的混合运用来治理国家。这种二重结构下的“混合政道”范式也是一个理解当代中国治理过程和效能优势的历史视角，对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乏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和维系考察——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学界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一直以西方分析范式为拥趸，忽略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合法性理论资源的挖掘和提炼。在观念塑造和制度维系的视角下，文章分析了中国古代君权延续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合法性特征和在特定历史时期维护权力存续合法性的路径，以弥补政治合法性研究中对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理论资源挖掘的缺失，同时为现代政治合法性塑造贡献来自中国古典政治的智慧。     

劳动异化论与人性异化论——马克思与弗洛姆异化理论之比较

劳动异化论和人性异化论,是马克思和弗洛姆在深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时期人类生存状况基础上提出的两种异化理论。在关于异化的本质是反制还是心理体验、异化产生的根源是固化的分工还是"生存的两歧"、消除异化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改革等方面,两种理论皆存在根本性的分野,尽管它们之间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因此,对二者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既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和理解马克思劳动异化论的科学性,同时也会在理论上拓宽异化问题的研究视野。     

逮捕条件的司法适用

逮捕条件的适用难题有三：一是对“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性”和“现实危险”如何判断；二是对径行逮捕中“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何理解．以及是否只要曾经故意犯罪就应当逮捕；三是对违规转捕是否需要审查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本身的合法性。破解的对策是心存正义并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明确社会危险性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证据之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一种综合全案证据的刑罚预期，曾经故意犯罪的需要全面考虑前罪性质、与后罪时间间隔，以及后罪的行为的手段、对象、造成的后果、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等因素，违规转捕应当审查前置程序的合法性。     

逮捕条件司法适用的难题与对策

逮捕条件的适用难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性”和“现实危险”如何判断：二是对径行逮捕中“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何理解。以及是否只要曾经故意犯罪就应当逮捕；三是对违规转捕是否需要审查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本身的合法性。破解的对策是心存正义并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明确社会危险性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证据之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一种综合全案证据的刑罚预期，曾经故意犯罪的需要全面考虑前罪性质、与后罪时间间隔，以及后罪的行为的手段、对象、造成的后果、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等因素，违规转捕应当审查前置程序的合法性。     

修昔底德与孔子：两种国际政治思想的渊源

“轴心时代”的中西两位思想家孔子和修昔底德对各自生活的战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修昔底德揭示了国际关系的一般原理,被称为现实主义之父;孔子思考的重点是统治者的仁政、礼治与为政以德。中西两位思想家对战争与冲突问题的不同认识成为后世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国际政治思想渊源。     

论政府信用的“二维四型”结构

政府外在形式和实践职能上的“中央-地方”二元主体分野，为“政府信用主体”解构的实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解构下的政府主体的互动过程与信用的周期性相结合，生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信用四种不同的关系结构和模式。这些模式一般与时间相对应，是顺序的，其演化过程具有渐进性、缓慢性特征，界限是模糊的。     

列宁社会主义宗教观再认识

列宁的社会主义宗教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针对学界关于列宁社会主义宗教观的部分观点,有必要从列宁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包括列宁关于宗教产生的根源、"鸦片论"、宗教信仰自由、唯物主义辩证法处理宗教以及对"造神论"的批判等入手,客观认识列宁的社会主义宗教观。列宁社会主义宗教本质并不排斥宗教,而是随俄国特定社会环境对立和缓和交织发展,具有特定的时间性和局限性,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思想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重要指南。     

从吸收到批判——论马克思的宗教观及其内涵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宗教思想来源的分析力图指出：马克思宗教观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源泉，其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马克思的宗教观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有关于宗教的本质、宗教产生的根源和宗教的发展和灭亡、宗教的社会作用和功能等几个方面。这也构成了马克思的宗教观的基本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正确领会和灵活运用马克思的宗教观来指导宗教与社会发展关系，使之更能发挥积极作用，真正做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行政法红灯和绿灯模式之比较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人民主权是一切合法性的源泉，因此民意的传送构成了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路径，“传送带模式”也成为行政法的原始制度形态．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对传送带模式的拓展，由于拓展方向的不同，形成了红灯和绿灯两种模式．红灯模式认为司法是传送民意的正宗管道，从而发展出规范主义的控权论，绿灯模式将行政本身视为传送民意的最佳渠道，因此发展出功能主义的“管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综合红绿灯两种倾向的黄灯模式。     

两种正义观:罗尔斯与孟轲

罗尔斯和孟轲虽然分别处于不同的时代与国家 ,但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都包含着一种由重义轻利的核心观念而凝聚起来的正义理论。然而 ,他们在下述三个层面上对正义的理解是不一致的 :第一 ,正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本位还是集体本位 ;第二 ,论证方式是契约论还是人性论 ;第三 ,理论归宿或者说政治诉求是立宪民主制还是君主专制。这种分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种正义观在当代社会的不同遭遇     

浅析诉讼证据的内涵、外延和属性

诉讼证据是诉讼的核心问题，但对于诉讼证据的内涵在学术界仍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事实说”和“根据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学说；人们对于诉讼证据外延的界定也众说纷纭，存在着“证据材料”和“定案依据”的划分理论，但依然没有对诉讼证据的外延予以明确。关于诉讼证据的属性，通说认为是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实际案件中的诉讼证据并不都具有这三种属性，因此应将他们视为定案依据的判断标准。     

论马列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

马列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宗教观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宗教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宗教观,邓小平理论的宗教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教观,并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干部分。特别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宗教观发展创新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列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研究综述

马克思在其论著中所提出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论断.该论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被用来指导中国的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表现在关于"鸦片"说的起源,"鸦片"说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的地位,"鸦片"说的内容如何理解,"鸦片"说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学者对这些观点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在此对其进行归纳与梳理,希望有助于增进人们对该问题的理解.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它可以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本文通过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从法律制度上对其加以规制的建议     

论行政指导行为性质及其分类界定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柔软灵活的行政手段，属于行政行为范畴，也为经济法所重视。行政指导是一种权力行为，不一定具有“非强制性”。行政指导是一类特殊的权力性行政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果，现实中往往异化为具体行政行为，其特殊性是表现为一种阶段性、过程性的行政法律行为。行政法领域中研究行政指导，有利于完善立法约束、程序控制和救济制度，以期找到行政指导在中国的“合法性”路径。     

化解全球化过程中宗教冲突的儒学资源

全球化其实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趋同”与“求异”的一体两面。“求异”的根源在于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差别 ,而如何对待宗教传统的差异 ,从而化解愈演愈烈的宗教冲突所导致的文明冲突 ,如今尤为迫切。儒学传统并非西亚一神教意义上的宗教 ,但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宗教性。其中蕴涵的“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在明代的阳明学中趋于成熟。而这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可以为化解全球化过程中的宗教冲突提供一笔丰厚的资源。     

论东亚国家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特征

转型期社会的合法性表现出的特征不同于成熟定型社会的合法性。近代以来，东亚国家一直处于转型状态，这种转型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转型期东亚国家政治合法性有现代性和传统性相交织、层次性、结构性、多元性、阶段性、分裂性、民族性和外部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对于理解东亚国家合法性的特殊性及其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是有帮助的，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进行政治文明建设也有反思价值。     

荣辱观与道德实践

荣誉和耻辱是道德中的一对重要范畴；荣辱观是人们对光荣和耻辱的看法。人生以何为荣，以何为辱？对两者的不同理解，便构成了人们不同的荣辱观。不同的人生目的对荣与辱有不同的理解，他们的看法有时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封建统治者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做烈女节妇。《儒林外史》中的穷秀才面对女儿以死殉夫，不但不制止，反而认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积极支持女儿的行动，当得知女儿的死讯时，还大笑着说：“死得好!死得好!”这种封建道德的荣辱观不知害了多少人。因此，不同的荣辱观，表现了不同的道德认识，并由此产生不同的道德行为。常言道“羞耻之心，人皆有知”，但是，这种“羞耻之心”或荣辱观念一但颠倒了的话，其行为必将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