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整治斗争与打防控机制建设

从2001年开始的为期两年的全国性严打整治斗争以高压态势向各种刑事犯罪发起全面进攻,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增强了社会安全感,严打成果有目共睹,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好。然而,严打整治斗争作为一种非常时期运用的非常手段,如何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下使之经常化,有效提高打防控工作水平,是公安机关需要认真加以思考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一犯罪作为社会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出现过几次高峰期,并一度呈高位徘徊的态势。严打作为解决突出治安问题的重要手段,也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从1983年最具震慑力的第一次严打开始,规模大、时间长的全国性严打斗争已经开展了四次,区域性、局部性、专项性的严打斗争更是不计其数。综观二十多年来的严打实践,不难看出,严打这一“杀手锏”在运作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变化之一:严打的期限越来越长、范围越来越广严打作为一种战役,最初是以集中统一行动为标志,一个     

"严打"刑事政策的掌握与运用

自１９８３年以来 ,我们党和国家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坚持采取了从重从快严厉惩处的方针。十多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迅速发展 ,“严打”方针的基本内容亦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现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刑事政策体系。准确掌握与正确运用“严打”刑事政策 ,对于我们持续、规范、有效地开展“严打”斗争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央的部署和司法机关长期开展“严打”斗争的实践经验看 ,准确掌握与正确运用“严打”刑事政策 ,主要应当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明确打击重点 ,严格掌握“严打”范围。在…     

“严打”政策与“宽严相济”政策的界限问题研究

我国的刑事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再到严打政策最后到宽严相济政策的流变过程。对于宽严相济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着其已经替代了严打政策,刑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议,难以对宽严相济政策和严打政策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明确界定。宽严相济政策和严打政策的区别在于提出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内容、价值取向、意义不同。宽严相济政策虽然目前尚未完全取代严打政策,但是终究会在保留严打方式的前提下,完全取代严打政策。     

论“严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严打”是我国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刑事政策,本文从“严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角度分析,对我国依法治国环境下“严打”刑事政策进行反思.     

陈兴良:"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

2005年,中央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严打"到宽严相济,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呢?     

强基固本依法治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引言 “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即“严打”），是当前我国最重要的刑事政策。从１９８３年开始为期３年的全国性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以来，各种形式、各类规模的“严打”斗争此起彼伏，频率在不断加快，且声势一浪高过一浪，近几年表现更为突出。应该肯定，在“严打”斗争过程中，侦破了多起极具危害性的恶性案件，消灭了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抓获了一些长期负案在逃的重大案犯，为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和经济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世纪末的持续“严打”并没有扭转社会治安的恶化势头。 １９９９年９届全国人大…     

"严打"整治斗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在“严打”整治斗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 ,与会代表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是探讨了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作用 ,指出我国刑事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刑事立法的指导、促进和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方向和补缺上。二是分析了“严打”刑事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适用。开展“严打”活动的必要性在于 :一方面 ,是社会转型期严峻犯罪形势的要求 ,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预防犯罪的需要 ;另一方面 ,以我国刑事法律为依据 ,符合刑罚的目的 ,也是各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种规律性做法。正确适用“严打”政策要做到 :前提和基础是依法 ,对象和时间要特定 ,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三是对“严打”政策进行了反思 ,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会代表从产生“严打”的思想基础、社会转型期所需要的刑事政策和刑罚功能与犯罪控制角度 ,以及“严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对“严打”政策进行了反思。建议开展“严打”必须加强宣传教育 ,做好“三个转变” ,建立科学的标准 ,探索新的工作方式方法 ,积极开展司法改革 ,转变刑法观念。     

犯罪学视野下的严打问题研究

我国严打问题的提出有历史和法律等方面的根据。“严打”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因而,它也具有一些正面的功用。但是从犯罪学方面来说严打本身还存在一些无可避免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现今条件下,对犯罪的预防和打击,我们应综合采用经济的、行政的、道德的等一系列措施,而不能遇到问题就严打。     

论“严打”中的若干问题

自 198 3年以来 ,“严打”在实践中已成为惩治犯罪的一项重要手段。但是 ,频繁的“严打”与犯罪率的攀升 ,“严打”与人权的保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事实上 ,对“严打”目的的认识 ,关系着“严打”的定位 ;对“严打”对象的理解 ,影响着“严打”的范围 ;“从重、从快”在实践中的掌握则直接关系着被告人的权利。本文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两个基本”与刑事证明标准——第三届检察理论年会热点综述

２００２年１月，第三届检察理论年会在安徽合肥召开。这次年会对“严打”中的刑事政策、“严打”中的法律适用、“入世”与检察工作以及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其中，刑事证明标准问题受到了与会者的特别关注。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困惑，特别是随着２００１年４月第三次“严打”整治斗争的全面展开，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现出来。如何在“严打”整治斗争中正确运用和把握“两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的实施会不会导致司法实践中刑事证明标准的…     

论“严打”政策与依法治国

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是从1983年开始出现的。自此以后,我国在不同的时期又开展了多次有效的“严打”整治斗争,长期以来,人们对“严打”的从重从快政策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特别是在党的十五     

"严打"与法律信仰

"严打"被解说为严厉打击,我们认为这是对"严打"政策的误解。本文从解读"严打"——法学与政治的联姻:工具论——"严打"正当性的根据;法律信仰——"严打"的另一种研究范式三个方面对"‘严打’与法律信仰"这一法律课题进行了文中独到的见解,以期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起到改良作用。     

陈兴良：“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

2005年，中央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严打”到宽严相济，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呢？对此，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严打”方针的刑法学思考

在近20年的刑事实践中,我国的刑事政策始终以“严打”为主线,有针对性地对犯罪进行了惩治和预防。本文旨在通过对“严打”刑事政策存在的刑法法理基础的思考,揭示“严打”方针存在的现实性依据;通过对“严打”政策确立以及发展特点的整体归纳和总结,强化对“严打”政策全面系统的认知;通过揭示“严打”过程中的几个法律关系问题、辩证看待其与依法治国、刑法基本原则以及整体防治之间的依存关系,以期能够较为准确地为“严打”刑事政策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位,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功能和效果作出较为合理的评估。     

1996年全国刑事犯罪情况综述

1996年一季度,全国刑事案件以20%以上的幅度上升。各地相继发生了一些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大要案件。尤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同志被害,北京连续发生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和抢枪袭击民警等恶性案件,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了扭转社会治安不好的局面,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严打集中统一行动,从4月中下旬开始,全国公安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指挥下,全警动员,全线出击,全力以赴,精心组织,日夜奋战,使这场斗争取得了明显好于近几年任何一次专项斗争的显著战果,狠狠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严打之后,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逐月下降,8月份立案比4月份下降达23个百分点。11月中旬,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巩固严打成果,保证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元旦、春节,公安部又部署各地公安机关从12月到1997年2月,在全国开展严打整治"冬季行动"。     

黑恶犯罪的界定和侦审要点（二之一）

恶势力犯罪概念和法律适用问题恶势力犯罪不是法律概念从1983年我国开始"严打"斗争到2006年初,恶势力犯罪一直被列为全国"严打"的重点对象之一。但迄今为止,我国刑法典从未把恶势力犯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予以明确规定。所以,恶势力犯罪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刑事政策概念。同时,恶势力犯罪的概念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并公认的定义。什么是恶势力犯罪?全国打黑办《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恶势力"战果统计标准》规定为:犯罪嫌疑人5人以上(含5人),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多次(一般为5次或5次以上,其中至少有3起构成刑事案件)采取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欺行霸市、聚众斗殴、     

透视第四次“严打”

记忆中已很遥远的“严打”，6月中旬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从历史上看，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全国范围内的“严打”。此次重启“严打”，原因何在？广大民众对此又有何疑虑？     

刑罚既非片面严打亦非双生宽松

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将是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行以来,我国立法机关第一次削减死刑罪名,此前死刑罪名一直在单相增加。这意味着我国在继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后,在控制死刑方面又有了一次实质性进步。与此同时,草案还规定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未满十八周岁、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司法体制改革无疑开始从片面“严打”的反思中,走向“宽严相济”的蜕茧成蝶。     

刑法学理论的现实关怀——当前我国社会治安整顿治理中的刑法问题研讨综述

关注与深入研究社会治安状况及现行刑事政策，不仅是刑事司法领域对刑法理论界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刑法学理论本身不断取得突破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当前我国社会治安整顿治理中的刑法问题”作为年会议题之一，由于紧扣当前社会形势，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引起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刑法学理论关注点的前移，也反映了我国刑法学界深厚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一、“严打”政策的刑法学是国家刑罚权力存在的体现。同时“严打”也符合我国刑罚目的，即预防犯罪。２．从“严打”与刑法基…     

对“严打”实践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1983年以来,按照“严打”方针,我国持续进行了12年的“严打”斗争,打击处理了一大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有力地遏制了社会变革转型特殊历史时期刑事犯罪的迅猛发展,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严打”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应该反思的问题.本文试图就此作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