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探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未明显改善,且有加剧之势,高于全国平均状况。陕西省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显著的地区。     

陕西二元经济结构强化的约束效应分析

陕西省是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显著的地区,强烈的二元结构背景,既是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又是影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基本因素,二元结构矛盾已成为陕西省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区域金融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

无论从金融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一般机理分析,还是从我国区域金融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都可以看出地区间的金融差距可以集中解释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而地区间金融的协调发展可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增长。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制度的缺陷,我国金融区域间的配置没有与区域间的经济增长相协调。因此,充分重视金融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形成完善的区域金融体系,制定规范的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加大对落后地区的金融扶持力度,将有利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推进陕西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陕西省,在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必须把制度创新放在首位,铲除二元经济结构赖以存在的制度土壤;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核心;为了积极而又稳妥地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必须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     

基于区域板块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以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系数分析法,通过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对陕西省各个地级市的发展协调度进行综合评估,基于经济发展板块研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排名的关系,计算出陕西省整体及各个区域经济发展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相关系数.研究表明:经济实力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但并不必然导致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区域板块上表现出“U”型曲线的特征;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文章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实证研究

区域经济和金融二元结构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国情,中央在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时其效果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效应,这就是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在大量经验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特点,对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相应对策.     

陕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区域协调发展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区域差距逐渐加大。究其原因既与各地要素禀赋差异有关,更是由于体制转型后市场机制的循环累积效应和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偏向所致。要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改善欠发达地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增加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同时要发挥欠发达地区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提高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竞争力。还应加强区域互动合作,推动区域对口支援。     

四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

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是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瓶颈。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探讨四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问题、成因,以及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措施。     

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城乡差异和区域差距视角的统计分析

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坚实依托。而消费需求不足则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形下,扩大内需就显得更加紧迫。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开展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关联序分析,认为确保社会保障支出可持续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从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的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与扩大内需之间的关系,考察了社会保障支出项目对居民消费作用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社会保障水平区域不平衡现状、建立覆盖城乡的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和建立多部门协同管理的社会保障统计体系,将是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战略。     

中国区域差距的政治视角及调控策略

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差距的扩大并非完全由自然、经济等因素的差异所决定,更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调控发展差距,需要我们从政治的角度进行思考。     

基于公共管理视角的全民免费医疗可持续性研究——以神木县医疗保障体系为例

医疗体制改革问题是现阶段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而迫切的问题之一.以陕西省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保障体系为例,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分析全民免费医疗模式的可持续性,可以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实践运作和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     

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挑战与对策分析

在对政府职能转变路径及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政府职能转变经历由代替市场发展产业到扶持市场发展产业再到引导市场发展产业的路径,该路径主要通过动力转换机制、政策引导机制和平衡协调机制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但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导致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政府方面存在行政化阻滞和主观化风险的挑战、在市场方面存在自发性困境和垄断化风险的挑战、在社会组织方面存在主体性缺失和边缘化风险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建立并实施"政府宏观引导、企业创新发展与社会自主配合"的多元治理框架。     

论唐代的担保文化——以吐鲁番契约为例

保人成为契约要件,体现了契约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在吐鲁番出土的各类契约中,主要有瑕疵担保、财产担保、家属连带担保和保人担保四种担保方式.唐代契约中,亲属、同乡和官吏可以充当保人,胡人也可以充当保人.保人必须具备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或者享有较高的威望.借贷契约保人责任相对较重.买卖契约中的保人责任相对较轻.事实表明,唐代的担保文化与吐鲁番的契约实践完全相符,其对当前重建信用伦理和诚信社会都有积极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研究——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以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等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以行政命令为代表的传统治理工具已经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对治理工具进行创新,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的角度之一。从南京江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来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框架包括:一是以整体治理为主要理念、以联动治理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二是以合作治理为主要理念、以PPP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三是以行动主义为主要理念、以法定机构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     

区域经济发展中城市体系分维研究——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例

借助分形理论考察了陕西省关中地区城市规模分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化趋势.根据统计资料,对关中城市群不同等级城市的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关中城市群的城市规模分布已经影响了关中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充分重视中等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将追求区域整体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城市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的研究结论.     

试论新时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关内容为分析视角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论中所体现出的基本原则及其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规则,对新时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基于此,对需要构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配套法律制度的内容和需要完善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了设计.     

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以湖北G镇为例

乡村"混混"是乡村生活中影响很大的群体。目前活跃的主要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混混,他们有着独特的群体特征和个性特征,并在混世过程中形成了关系组织结构,组成了独特的乡村江湖联盟格局。乡村混混有特别的混世之道和规避风险的策略,乡村江湖中存在着有规律的社会流动。乡村混混因其在乡村江湖中所处的分层位置不同而享有不同的非法利益。     

区域产业适度投资规模的测度:以东北三省为例

面对当前以扩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形势,研究区域性投资拉动产业增长的适度性规模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东北三省具有相似的产业特色、政策偏好,应当在投资导向中作出整体性研究.从"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率"和"产业固定资产适度投资率"概念出发,依托产业产值的合理增长率确定产业的适度投资规模,这种方法较之于实际投资规模作出评析,为产业适度投资规模的预测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Dynamics of Social Policy Change: A Korean Case Study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ost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dynamics of social policy change was develop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Western liberal democratic political regim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existing studies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wo social policy problems of South Korea—the problems of low wage levels and compensation for pollution victims. Because of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and a strongly autonomous state, the Korean cases show a pattern of policy changes primarily driven by a particular set of interests—the state elites' perceived political survival needs and thei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policy legacies playing a supplementary role. Also, in spite of state elites' reluctance to adopt social policy measures, the Korean cases show a pattern of policy developments away from the residual towards the institutional model.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despit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cial policy systems of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social policy change has considerable potential for application to those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literature has a limited capacity for fully accommodating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which stimulates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develop generalizations in a wider international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