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的词汇化

古代“实+则”是在句子线性序列上位置相邻的两个词,后演变为现代汉语副词,这一跨结构词的形成当不晚于唐,成熟于宋.“实则”的主观化与词汇化历程是同步完成的,当说话人采用“A,实则B”结构来表现说话人的主观性时,“实则”的词汇化也就得以完成.“实则”的词汇化有形式上与语义上的标志,判断“实则”是否成词,必须将语义与形式相结合,综合考虑,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实则”词汇化的动因和机制有构式基础、“主观化”的推动作用、语义基础和语音基础.     

明清不带宾语而用于动词前的“给”的词性探讨——兼论“被”、“替”、“把”等相关词语的词性问题

关于不带宾语而用在动词前的“给”及相关词语的性质问题，人们的认识一直是很有分歧的。许多学者认为介词是不能省略宾语的，因此，“x＋V”结构中的“X”只能归为助动词范畴。但从一些语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给＋V”中的“给”及相关结构“被＋V”、“替＋V”、“把＋V”、“对／对着＋V”中的“被”、“替”、“把”、“对／对着”的性质却很复杂的是助动词、动词还是介词省略宾语的形式，是与具体语句环境有关的。也就是说，介词省略宾语的现象是存在的，是介词泛化发展的结果，而这种省宾现象主要体现在口语性语料中。     

“尊敬”的词化历程探究

尊本是一个表示酒器的名词,在这个意义链上引申出在家族中辈份高或年长及受尊敬的人的意思。尊作为一个及物动词表尊敬,当是由尊的名词义引申而来,由于尊一直是我国古代人们祭祀时非常重要的礼器之一,人们一提到尊时,就会由衷地产生一种敬意,于是尊就有了尊敬义。敬本指恭敬、端肃,是一个形容词。在先秦汉语中经常活用作动词,后面带宾语,表示尊敬。两者在尊敬这一意义上是相通的,并且在文献中经常以同义并列的方式组合在一起,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词汇双音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尊敬就凝固成了一个典型的双音词。     

词汇化的过程及其动因——以“自在”的成词过程为例

一个句法成分成词以后,原有的句法形式的组合即使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也未必就会消失。因此,我们不能以原有的句法形式的消失来作为判断词汇化完成的标志。即使一个语言形式作为短语和词两种形式并存,如果可以确定是词,我们就可以认为词汇化已经完成。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认识,当这种认识通过概念隐喻投射到一个语言片段上,这时词汇化便发生了。词汇化的动因是概念隐喻,重新分析是其结果,范畴化是表现形式。     

“V+有”的词汇化进程

秦汉时期的连动共宾结构"V+有"在魏晋经过重新分析演变为偏正式复合结构"V+有"。"V+有"结构在唐宋缓慢发展,在明清得到快速扩散,而到了现代则进入了高度能产期。在现代汉语中,少数的"V+有"结构完成了词汇化进程,而绝大多数仍处于词汇化过程之中,其性质介于词和短语之间。     

“公仆”小论

眼下,党的各级干部正在进行学习郑培民同志的活动。随着这一活动的开展,“公仆”问题又一次引起媒体的议论。“甘当人民公仆”也再一次成为不少党员的心声。从实质上讲,一个共产党员甘为人民的公仆,同实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最高宗旨本是一回事,然而我们平时却是说为人民服务的多,而说甘当公仆的少。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人民服务的说法明白易懂,随时随地可以说也可以做,相形之下,甘为公仆的说法似乎就无大必要了。其实,真正理解为人民服务的全部含义,并不是平常所想的那么简单,其深远意义,还必须同“公仆”意识联系在一起,从甘当人民…     

对象类介词“向”的分析与教学

对象类介词“向”是对外汉语介词教学中的一个难点。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面向”是“向”的核心子范畴“,单向”是其基本语义特征“。向”和另一个常用对象类介词“对”相比,二者在核心子范畴和语体色彩上都存在差异,不能完全替换。     

论“共同富裕”概念

“共同富裕”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从概念提出到诉诸实践、再到变成现实,经历较长历史时期。这个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和作用。从基本内涵来看,它是一种自我意识、发展理念、政策制度、治国思想和国家话语。从文化意蕴来看,它展现中华文化和谐伦理,彰显中华文化天下境界,凸显创新时代共享特征。从发展作用来看,它能够和合中国式现代化,和解中西文化,和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内在结构来看,它具有与国家主体、政府主体、企业主体相对应的组织结构、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从根本上看,“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制度、文化和实践的总体成果。推进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同一个历史进程。     

“不如”的语法化考论

词汇语法化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们主要考察"不如"这一词汇单位演变为语法单位的历史进程,对其语法化的原因、机制、特点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与分析。     

论“风尚”

培育文明风尚，就要化风成俗，即把少数先进模范人物的思想行为化为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道德习惯。榜样的作用对于风尚风气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榜样之所以能够成为榜样，并非是主观“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论“杂化观念”

本文对"杂化观念"的含义、存在依据、模型及变化规律作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提出了"杂化观念"是社会主义时期私有制观念的第四种表现形态的新观点.     

处所介词“就”的历史演变

先秦时期"就"表示动作终到点的功能已初露端倪。当"V1+就+N"式中的V1为运行动词时,随着"就"在这种句法结构中的频繁出现,句子的语义重心逐渐落到V1上,"就"的"往……去"表示运行的功能逐渐由前面的运行动词来承担,"就"慢慢失去表示运行的义素,虚化为表示动作终到点的介词,相当于"到"。"就"是先获得表终到点的功能,继而获得表示所在处所的功能的。南北朝时期,表动作发生处所的介词"就"产生。     

“V掌＋人”式形容词的词汇化

“V单（单音动词性成分）＋人”式形容词是“单音动词＋人”词汇化发展的结果。本文主要探讨了“V单＋人”式这一类形容词的词汇化过程及形成机制,其共性条件包括“V单”与“人”高频率共现、使动义的存在与凸显以及不带宾语三个方面,而在其内部仍存在着词汇化路径与动因的差异。同时,“V单＋人”式形容词这一词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现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论黄建新的“常态电影”

黄建新的城市系列影片具有“常态电影”的特点 ,具体表现为影片反映内容的平民性 ,影像语言的生活原生态与意象化较好融合 ,以及总体风格方面的荒诞幽默等 ;而这一切的特点决定于导演隐藏在影片背后的个人文化观念及其艺术价值观     

构式、构式义和词汇义的互相制约——以“不A不B”构式为例

谓词性短语"不A不B"属于"标记性构式",其构式义为选择义。由于AB语义关系的不同,"不A不B"的构式义又有他选和折中选两种具体的表现,呈现出词汇义影响构式义的情况。而AB的多样性及体词性AB进入"不A不B",在构式义凸现的同时AB会受到这一构式的制约。构式、构式义和词汇义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     

“鲍鱼”词义趣谈

研究汉语词汇,发现有许多有趣的词义现象。例如"鲍鱼"一词,它竞有正反两面完全不同意义的解释。先说鲍鱼是一种美食佳肴。鲍鱼,原名"鳆鱼",又称石决     

论警务化管理中的“以人为本”理念

“以人为本”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哲学观,是现代大学最重要的办学理念,也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理念。公安高校担负着为公安机关培养和输送高素质的公安人才的重任。为此,公安高校学生警务化管理工作更应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管理工作中注重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通过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机制创新等完善原有的警务化管理的体制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更加全面发展的公安人才,以服务于公安实践。     

“公仆”小论(之二)

上一期的《“公仆”小论》,是从学习郑培民同志的活动讲起的,着重点是就公仆这一概念本身展开;因此,文章的重点是说,不树立真正的公仆意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一篇《“公仆”小论》(之二),主要是从郑培民同志做人做事、所作所为的生平实践中,也就是从他为人民服务的整个言行中,来探讨甘当人民公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200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公仆本色———追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同志》的长文。文章有六个部分,分别题为重任、真情、砥柱、考验、家风、呼唤,全面而真切地体现了郑培民一生…     

“实年”与“官年”

何为“实年”,伺为“官年”？顾名思义,“实年”是实际年龄,30岁就30岁;“官年”是当官后登记存档的年龄,30岁可能是25岁,也可能是28岁。一位官员既有“实年”又有“官年”,似乎不可思议。其实,此事古今皆然,在某些地方甚至已见怪不怪。     

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前者属于中国文论传统的意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象-意”之辨的“言-不言-言不言”与“情（物）-物（情）-情物”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对-合”三元谱系结构,后者属于西方文论传统的形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意”之辨的“言-在”与“主-客”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反”二元体系结构。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