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塑造有利的国家安全态势

百年党史亦是弥足珍贵的维护国家安全斗争史。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经百年求存图安、当家做主、富民强国实践而升华的国家安全学。新时代、新发展及新斗争,呼唤与之相应的国家安全新理念、新手段和新载体。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从战略与政治高度,强调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提出对安全与发展、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三大统筹"的重要观念。这既是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社会主义中国御风险、谋全局,资长治之纲;是保稳定、促发展,固政权之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强保障。     

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

"十九大"报告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同时,规划了未来几十年中国发展蓝图和与之相应的外交战略。中美关系在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从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出发,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然而,从美国的"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看,对华战略中的负面因素增强,中美关系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不过,综合世界格局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等方面因素,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些发展机遇。     

双循环、外部性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从这一战略部署出发,调整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外交,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事实上,之所以强调双循环,本质上还是一个外部性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化解中国经济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是目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任务.基于经济学关于外部性理论分析的基础,通过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外部性的新现实和新挑战,文章认为,只有推动中国经济外交实现从"单循环"到"双循环"的转型,才能实现中国"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后新冠疫情时代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机遇与挑战

出海大通道的建设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利益所在.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格局受到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疫情已成为影响当前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以及秩序的最重大因素.疫情带来的冲击短期内难以消除,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仍将继续发生巨大转变,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中国开拓和维护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影响因素有增加和复杂化的趋势.此次疫情极大地冲击了各国经济,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后新冠疫情时代促进经济发展将会是各国共同的目标.中国需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此外,中国应尽快推出"两洋出海"战略,构建新的出海格局,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形成战略互动.在对接"一带一路"的基础上将云南省打造成为中国印度洋出海通道上的战略支点,成为中国构建西南方向出海的中心和桥梁.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清楚认识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抓紧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谋篇布局,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洋出海"战略的深入发展,保障中国的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战后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

战后,日本界定新的国家认同,重塑国家利益,重建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以日美同盟为平台和支柱,日本实现了冷战格局中的身份建构与转型,追逐着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重建中的身份重构。日本已从低姿态专注于一国繁荣的小国,走向高姿态意欲主导亚太安全格局的大国。目前和将来的一段时期内,争取亚太安全格局的主导权仍是日本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和身份特征。然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身份建构模式,必然会使日本受到负面效应的冲击。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过程,同时影响并部分建构着亚太安全格局。     

英国安全风险评估与危机预警机制论析

进入21世纪后,英国面临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相交织的挑战,受威胁程度有加剧之势。2015年,英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将其面临的安全风险划分为三个层级和三类威胁。英国安全和情报机构以事前控制和预防为核心,并根据不同的威胁进行了匹配性工作。但其安全预警体制机制存在协调性与联动性不足、情报传递机制缺陷、安全评估机制不合理等问题,英国据此进行了安全预警机制改革。尽管如此,英国安全预警机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英国脱欧的后遗症、"情报保护主义"、经济不振和部门间的"山头主义"等都困扰着国家安全危机预警机制的运作。如何针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安全环境,探索安全预警机制出路,将是英国新政府面临的难题。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文章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美印中三角关系互动与国际格局

中国和印度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一般认为,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国际格局的现状.但实际上,目前"改变现状"的国家不是中国或印度,而是美国.中国、印度与美国的安全战略转变与发展,不但引起三大国之间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的互动,而且对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印美在2005年7月发表的关于核能合作协定的联合声明,成为印美两国关系互动中的一个里程碑,有可能对美、印、中三国的国家安全及国际格局的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但是,美、印、中三国之间过去的怀疑尚未完全消除,这有可能妨碍美印核能合作协定的执行.而且,即使核协议能消除不利因素的影响而最终得到实现,它也会带来改变现状的多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挑战.     

霸权的困境--"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与"新帝国"论的神话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发展彰显了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背离,国际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的对峙成了决定未来大国关系走向和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矛盾."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论的倡导者主张美国应该通过追求超强实力实现国家安全和世界稳定,应该采取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实现并维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应该通过追求国家绝对安全和相对收益为未来世界制定秩序.它忽视了实力上升并不必然带来安全相应增加的历史新现实,而演绎的只是一个现代神话.未来的世界和平,只能是"多边协调下的和平".     

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中俄关系正面临全新调整,并将不断走向深化。明确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是保障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维护中国安全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段里,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在于:进一步巩固中俄两国的安全信任,拓展中俄两国的安全合作;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坚持走有本国特色发展道路;进一步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最大限度地利用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制订共同战略、争取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经济视野下的“中国之治”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为中华儿女擘画出"中国之治"新蓝图,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回望"中国之治"的辉煌70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道路"行得通、很管用".     

西欧小国的“功能型中心”现象研究——以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例

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代表的西欧低地国家在近现代欧洲国际关系中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它们曾在欧洲大国权力角逐的夹缝中生存,而今却成为欧盟、北约最为重要的政治决策中心和西欧经济融合之都。实际上,在二战后的欧洲,低地国家最早引领了西欧联合并对其一体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们对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诸多当代重要事件表明,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个低地国家虽然国小势微,但曲折的经历,造就了它们独特的战略智慧,使之崇尚大国平衡、国家间联合的制度构建,并且极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一体化和西方集体安全构建进程。它们见证并参与了欧洲国际关系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变革,是西方国家间多边政治合作机制的重要创设者,也是濒海欧洲地缘政治与战略格局的"功能型中心"。     

简论新经济安全观

贯彻落实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指示精神,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新形势,创立新经济安全观.新经济安全观,是对新形势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观点,是对客观的经济安全状态的综合反映,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经济安全观念.其具体内涵丰富而复杂,具有综合性、国际性之特点,金融安全是核心,产业安全是根基,发展是出发点和归宿.我国应该制定和实施"发展型"安全战略,在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中维护经济安全.     

俄罗斯安全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本文分析了俄美关系改善、俄罗斯安全战略、外交政策调整对世界安全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现实和潜在影响 ,并对形势的近期发展做出了判断     

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以“印太”战略支点国家为重点

随着印度洋战略价值的上升,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基础上推出了"印太"战略,其战略实质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缔造战略支点,并将其塑造成美国霸权下的多极格局。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它们自身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引导下,战略支点国家将对南海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将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考察美国"印太"战略特别是其支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有益于我们全面地分析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提出应对策略。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部门分布、内外冲击与化解策略

在新发展格局下,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既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任务,也是贯彻"统筹发展和安全"思想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分布在四个方面:非金融企业债务、居民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中小金融机构业务。2020年以来,在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新冠疫情与中美博弈加剧的内外四重冲击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有重新抬头的迹象。为了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建议政府采取"新老划断"的处置办法,一方面严控增量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推动存量风险有序出清;与此同时,应该保持适当的资本管制,并且积极制定危机应对预案。     

试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

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至今,美国政府共发布了五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动向。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提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和六大地区战略。相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整体理念、地区战略、对华定位,以及新兴战略领域重视程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转变。整体理念变为"美国优先"和强调"大国战略竞争",地区战略尤其注重"印太地区"战略,对华定位转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新兴战略领域更加重视网络、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将对中国带来一定挑战。     

面向21世纪的中韩经济合作

在讨论面向对世纪的中韩合作关系时，首先要考虑我们所共同面临的国际形势和环境。叨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速进行，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高科技和信息化的时代已经降临。资本自由流动、技术转移的范围日益扩大，新的国际分工的出现，以及随着新技术的采用而建立的新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使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大大加深。这～方面为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加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另～方面却也使…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软战”及其根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美关系相处之道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对抗程度更加严重,呈现疫情冲击与舆情冲击叠加压力的局面。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并非是走向"新冷战",而是呈现为"软战"格局,其基本逻辑是中美围绕谁对谁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展开角逐,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激烈竞争。决定中美"软战"的根源主要是国内政治因素,中美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政治差异在疫情冲击下产生了政治化的危险。如何妥善处理中美社会差异和制度差异,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内重建中美关系共同行动框架,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