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讨论之七）

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莫斯科会议的失败,构成了马歇尔计划的政治经济背景。美国援助欧洲计划的目标,就是通过恢复德国经济和推动欧洲一体化,重建西欧的经济秩序。为此就需要将苏联以及某种条件下将东欧排除在外,只是出于政治考虑表面上仍然邀请苏联参加。苏联最初对马歇尔计划抱有希望,但在巴黎会谈中探明西方的目的后大失所望,坚决拒绝继续参与谈判,并严令禁止东欧国家出席巴黎会议。为实现对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各国的全面管控,苏联决心重建共产党国际组织——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标志着冷战格局在欧洲已经形成。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

在美苏双方希望和推进战后经济合作的氛围中,苏联提出了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由于苏联期待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而美国有意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雅尔塔会议没有提出贷款问题,从而错过了历史最佳时机。杜鲁门执政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苏联对自身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认知偏差,导致双方在贷款问题上长期交涉但最终未果。贷款流产成为苏联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对安全的追求,对于形成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他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被英美所承认,以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还是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而使欧洲逐步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而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妥协。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就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

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检验

在影响中日关系的众多因素中,结构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文章在梳理了之前学者对中日关系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几项论及比较集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对其进行了概念操作化,将其定量为可以分析的具体指标。在数据的选用上,文章选择了1991年-2011年中日关系及各项影响指标的相关数据,并分别对每项指标进行二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现实存在的,东亚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都会使中日关系下降,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不能使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反而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这一点与许多学者提出的“日本在对华战略上跟随美国脚步”的观点相反。     

论冷战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主要国家都重新调整了内外政策,经济发展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中国经过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宏观与微观,金融和国际贸易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对如何有效地维护我国经济安全作了积极的探讨.     

冷战后日朝关系正常化的日本因素分析

朝鲜半岛是日本的近邻,自古以来就是联系亚洲大陆文化与日本文化的"通道"和"中轴","中国文化通过韩半岛传播到日本","在现代史上,吸收西欧文化发展起来的日本又通过韩半岛传播到中国"①二战结束以后,在日本的主导下,日韩双方就正常关系化问题进行     

冷战后巴基斯坦对华政策的驱动因素和现实考虑

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仍将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保持南亚战略平衡、对美战略依靠的不确定性和穆斯林世界缺乏可信赖的大国盟友,是巴基斯坦对华战略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反恐形势下,中巴在经济、防务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将逐步深入,但也面临巴基斯坦极端宗教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和国内消极因素的威胁.     

区域国别学的国际经验与前景探索——蒂莫西·尼布洛克教授访谈

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已被纳入交叉学科类别下的一级学科目录。如何进一步开展符合目前国内实际的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并在研究及教学的同时推进新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构建,已成为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议题。中国学界在现阶段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议题进行的探讨具有前景,同时也会与国际层面的实践工作形成映照。近年来,当代意义的区域国别研究蓬勃发展,中国相关工作的立足点及展现出的新特点和高速率,有别于不同时代一些西方国家的案例。除了可加以利用的资料和经验积累,中国在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中所展现出的基于研究实践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以及有关研究组织架构的新特点,体现了区域国别研究在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的引领性特点。但与此同时,结合实际工作及阶段性目标的要求,从学理探索到具体科研工作组织,甚至还包括对广大“南方国家”的关注和交流工作,都是建设新交叉学科需要投入精力的重要方向。与国际同行就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具体工作方面和衍生出的新问题进行对话和探讨,将为当前中国国内建设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符合中国在未来一个阶段的优先智识需求、培养全面深入掌握跨学科区域国别知识人才的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冷战后日本与东盟地区安全合作的限制因素分析

东盟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影响东亚未来的安全走向。冷战后,日本和东盟都奉行"综合安全"的观念,安全目标的重叠构成二者合作的基本条件。然而二者因原动力即各自利益追求不同而导致追求安全的目标以及路径也有所区隔。认知差别、权力结构和规范因素构成了限制二者合作的三个主要变量。在不同程度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与二者获得综合安全的路径相互影响。而二者在多边安全合作对话平台中的摩擦与分歧恰可作为安全合作挑战的注脚。     

利益——苏联经济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潮流中,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正以积极稳妥、不断深入的态势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与历史上所经历的几次改革相比,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指导、方针政策、计划步骤诸方面都含有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即以利益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因素并贯彻于改革的各个方面和具体措施之中。一、利益是经济改革新思维的核心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经济改革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加速战略的总目标下积极推进的。在总结以往历次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苏联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改革的新思维和新政策。这些新思维和新政策的出发点和核心是利益。苏联目前经济改革要实行经济体制模式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新的依靠利益刺激进行运行的机制,实现利益合理分配。苏联经     

冷战后影响国际关系的新因子——恐怖主义

冷战后 ,恐怖主义象一股狂潮 ,对国际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本文从 90年代恐怖主义出现的新特征、新类型入手 ,概括出其新特点 ,并对冷战后恐怖主义盛行的国际背景和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     

研究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新领域——评《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时期的中美竞争》

正《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时期的中美竞争》(1)(以下简称《赢得第三世界》)是第一本系统阐述中美在冷战时代如何在第三世界全面争斗的著作,其系统性的论述足以证明作者得出的关键结论:中美在第三世界展开的旷日持久和内容复杂的争斗"在塑造冷战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这本书开篇那句话令人印象尤为深刻:"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21世纪人类的命运的影响更大",不     

冷战与发展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经济政策

自二战以来,为了实现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安全与经济等多重目标,美国政府将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最早的实践之一就是在1954年成立的、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集体安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所进行的相关经济活动。由于主要服从美国自身在这一区域的外交和安全目的,美国的相关政策招致相关盟国的批评。不过,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经济政策的诸多特点一直延续了下来,甚至在今天也仍可见其影响。     

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后冷战以来绩效与分析框架

本文以对外开放之经济增长效应为主线,从三个视角切入对后冷战以来中国和印度经济进行了比较,以期提出一个比较研究框架。三个视野分别为经济增长绩效视角、对外开放视角,以及开放之增长效应机理视角。分析显示,两国经济在后冷战以来都经历了快速增长,虽然印度经济增速慢于中国,但其稳定性更高,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差距要小于名义经济总量(GDP)的差距。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外贸与引进外资绩效明显,而印度在服务业出口和服务业利用外资方面则略胜于中国。在开放与增长联系及效应机理方面,虽然可以利用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模型,但具体到中国和印度,应根据各自特点进行具体化修改。     

东南亚武器市场——冷战后新一轮军备竞赛的缩影

东南亚地区的武器买卖市场目前正在日益变得异乎寻常地沸腾起来,1993年第四期《亚洲华尔街日报》写道:东南亚地区(内地总收入每年近400亿美元)正陷入武器“饥饿”的危机之中,特别是对高技术武器(又称为精确制导武器)的需求量日趋增加,该地区这场军备竞赛是由民族、部族的长期冲突和相互猜疑,各派列和宗教之间的矛盾激化、海陆边界争端、许多热点和超级区域的出现等诸多因素引发的。1992年起,东西方的军火商争先恐后地敲开东南亚各国的大     

文化冷战与冷战初期的苏联反美宣传——以中央宣传鼓动部解密档案为切入点

重视宣传与鼓动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之一.苏美冷战开始后,苏联进行了宣传机制调整与改革.此后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下,整个苏联持续进行了一场系统、连续性的反美宣传,藉此在苏联民众中塑造“美国是苏联人民的敌人”的形象.反美宣传持续、高强度地进行,使得对美国及西方的嫌恶与敌视成功地灌注到普通民众的意识当中,并将其凝聚到了苏维埃文化的内核中.探寻冷战初期的苏联反美宣传,对于了解此时的宣传机制与意识形态工作,观察冷战初期文化冷战的苏联因素等,都大有裨益.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与热点问题——访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教授

江瑞平,著名经济学家,生于1958年,河北邯郸人,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兼任外交部东亚合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副理事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长期致力于经济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日经济关系、东亚经济合作等领域的研究,著述颇丰。     

评《冷战时期北京的对外经济方略(1949～1991)》

<正>张曙光教授的《冷战时期北京的对外经济方略(1949~1991)》(以下简称《对外经济方略》)是一部引人瞩目的著作,至少对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经济战略的学者们是如此。作者张曙光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国际冷战史研究名师加迪斯(John Gaddis),毕业后曾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任教,并担任过该校常务副校长,现任澳门城市大学校长。这部著作以中国执政者在长达40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