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号机密”背后的故事

1930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开始出现了“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与之并列、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库（中央地下档案库），一直湮没于历史的风雨中，鲜为人知。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在险恶的环境中存在将近20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陈为人：中共“一号机密”档案保卫者

1929年至1937年,陈为人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2年起在上海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它们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号机密”——两万余件从建党到“六大”的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在中共内部,它们被称为“中央文库”,组建于1930年。后来,中央领导机构由上海迁往瑞金,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却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     

陈云化名背后的故事

在开国元勋陈云早期的革命生涯及文革期间,他曾多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先后在不同的特定环境中使用过不同的化名。在这一个个化名的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革命轶事。廖陈云陈云出生于1905年6月13日,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陈云两岁那年,父亲离开人世。两年后,他的母亲也告别人世。年迈的外婆抚养了陈     

中共“六大”的五个历史细节

今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共"六大"会址是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旧址,也是中俄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重要象征。那么,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呢?澳门、香港都曾作为会议备选地址大革命失败后,环境极其险恶,党中央难以在国内找到一个安全、合适地点召开"六大"。瞿秋白曾提议将会议地址定在澳门,也有人主张放在香港,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和党内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会     

走进中共六大会址

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罗德镇,有一栋不太起眼的"银色别墅"名叫塞列布若耶别墅,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据新中国建立之初到过这座别墅的人讲,进入院落.里面树木繁茂,一片幽静。不远处有一座木桥,一条小路通过木桥伸向密林深处,在这充满了俄罗斯古老风韵的美丽画卷中,一座三层沙俄贵族的别墅若隐若现矗立其中。在离会址约十几米处,有一座带阁     

中共创建初期的“小组织”问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一些党员针对中央局与上海地委的组织现状,提出强化纪律和规范组织生活的建议。这些主张相近者聚拢成团并进行独立政治决策,逐渐被党内冠以“小组织”之名。中共二大后,小组织藉国共合作问题“包围”陈独秀,致使陈独秀提出辞职。西湖会议期间,马林将小组织问题付诸全党讨论,维护了陈独秀的领导地位。随着党内反对小组织的批评声浪升高,为彻底解决该问题积累了主客观条件。最终,张国焘在中共三大落选中央委员,小组织随之消散。中共三大为吸取小组织问题带来的经验教训,首次确立了中央领导体制的若干组织原则,强调全党集中统一领导。中共成功化解小组织问题,对推动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和实践“铁的纪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应对西安事变决策变化始末

陈公博在《苦笑录》曾提到:"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谜题,一个是究竟起因为何的中山舰事件,一个是如何结束的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一场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却在其中实际取得领导地位,并由此推动整个局势的转变。中共的决策,如何影响了西安事变,并如何引导西安事变由审蒋     

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提出

1930年代初期,随着国际上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共产国际开始改变原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和打击中间阶层的做法。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的统战策略也开始有所调整,逐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思想,尽管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但它明显表露出试图摆脱前途无望的"下层统一战线"[1]策略。     

马林在中国——“中共与共产国际”系列之二

中共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创立后,共产国际以派代表的方式,来华领导中共开展工作首任代表是马林,马林在中国工作两年多,在帮助中共创立、促进国共合作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永远怀念的人物。     

中共“一大”代表的归宿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大会的有12名正式代表,一名列席代表(包惠憎)．和一名共产国际的观察员(马林)。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本文以时间先后为序,简略介绍中共“一大”这14位参加者的最终结局：     

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围绕中共对蒋介石方针三次转变的考察

季米特洛夫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直接负责处理中国事务,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关系密切。中共对蒋方针在统战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三次重要转变:从最初的"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之初又短暂转向"除蒋抗日",继而再转为"联蒋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其中发挥过重要影响。中共一方面积极参考了季米特洛夫的指导意见,另一方面自身也大有创见。他在指导中共统战方面存在一定的左右偏向问题,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等新老右派的三次反革命进攻面前实施了三次大退让,特别是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甚至是鲍罗廷与蒋介石协商的结果。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状况,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     

中共“一大”功臣王会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为一大服务的年仅23岁的王会悟,虽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中共一大几个重要关头她都在场。安排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1918年,王     

中共历史上的三个“三人团”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成立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夕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自发形成了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与长征前夕的三人团有根本区别的新"三人团".     

党的“一号机密”的保存奇迹

远离家乡到外地上大学，很多人吃不惯学校食堂。毕竟，大学食堂供应的饭菜以当地的口味为主。在海南，一名大学生看出了里面的商机，开起了DIY餐厅，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重庆报告”之谜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并没有看到中共一大文     

失而复得的中共“一大”档案

在中国共产党筹建的过程中,上海、北京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处于发起地位,这首先与两个城市的马列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其次,与这些城市跟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联系比较方便、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后,与共产国际及上海、北京都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在各地独立地开展着建党活动。如四川的吴玉章等人秘密地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创办了《赤心评论》作为党的刊物。1925年2月,当吴玉章在北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及活动情况后,便解散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其中的许多成员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中共的创立与共产国际——“中共与共产国际”系列之一

我刊从本期起,将连续刊发一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系列文章,以纪念党的90华诞。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是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它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党的历史,考量其成败背景。毛泽东曾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巨大功劳的,也有过失。但总的说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我们党就不会有今天。对此,本刊刊发的系列文章作了有益的探讨。它采取以人带史、截线为段的方法,通过几位驻华代表的工作,表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共指导的功过是非。文章中有许多新鲜的史料,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情节作了生动的叙述,读起来既有兴味,又发人深省。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的底楼的餐厅里,15个人围着一张长方形大餐桌在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这便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