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儿童权利保护法之比较——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儿童权利公约》的研究

《儿童权利公约》是国际社会儿童权利保护"宪章"。我国一贯重视儿童权利保护立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比较而言,《儿童权利公约》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二者不仅在"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儿童角色地位""可操作性"等基本范式方面存在着"国际"与"国别"的区分,在"成长环境""享权者""家庭保护"等具体范畴方面也有着质性上的差异。因此,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之一的我国,务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儿童权利的保护立法。     

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思考

和谐社会与权利保障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同等的劳动权利,但农民工的劳动权利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在法治社会,对农民工劳动权利的保障最终要上升为法律问题.必须从立法、执法和司法救济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新兴权利的行政立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新兴权利及诉求与日俱增,实现公民新兴权利保障的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立法应当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行政法领域,当前我国对于新兴权利的立法保护存在缺乏统一的行政立法、行政立法效力等级较低、行政权力划分不明的问题,导致行政立法难以适应新兴权利保护的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域外及我国各地区新兴权利行政立法保护的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     

控烟立法的权利之辩

控烟方面的权利论争是关涉控烟立法正当性的根本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控烟立法涉及到的权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试论农民工权利的边缘化及法律应对之策

农民工是城市中被社会利益边缘化的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权利边缘化问题也就是备受社会关注的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认真分析和剖析农民工权利边缘化的表征和原因,并从一个原则两个理念三个层次上提出构建农民工权利保护体系,不仅有利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利,更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论我国禁止就业歧视立法背后的权利观

对于权利性质的认识,有两种观点,即消极权利观和积极权利观。消极权利(negativerights)是指依市民社会中自由的法则获得的,个人不需要社会、国家或集体的帮助即可享有财产权、自由权等等。对于这些权利,国家只能消极地“不作为”,只有当权利人与他人发生纠纷时才来居中裁决,进行干预。积极权利(positiverights)是指弱势主体通过国家的积极行为来实现其利益的一种权利。简而言之,消极权利是以不受国家的拘束为其内容;积极权利以要求国家积极的行为及施策为其内容。我国现行的禁止就业歧视立法背后恰恰透露着一种消极权利观,这正是当前我国就…     

关于我国优生立法的研究

优生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在优生的技术性问题上,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主要是关于婚前、孕前和孕产期的一些优生要求。要把这些医学上取得的成就在社会实际中得到应用,就应该从法律制度上对涉及到优生的问题进行规范。但是,我国目前尚没有关于优生问题专门立法,涉及到优生问题的几部法律,如《婚姻法》、《母婴保健法》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要么规定得不清楚、不具体、不科学,要么仅有号召性的规定,缺乏有效的手段确保其落实,因而立法要求和社会实践出现了巨大的差距。本文对现有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提出了今后在有关优生立法中需要注意问题的具体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保护探讨

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一样是人民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依据文化权利的一般理论和社会调查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状况和文化权保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认为要促进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必须增强政府为农民工文化服务的意识,加大相关文化设施的投入,提升农民工的城市文化发展能力.     

域外流域立法的经验与启示 ——基于《长江保护法》的立法考量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首部以国家法律形式为特定流域而制定的法律,是以水资源保护开发为中心的开创性立法。基于环境资源的共同自然属性,借鉴域外流域立法经验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域外流域立法经验,《长江保护法》立法可以从中获得三个维度的启示:一是树立长江流域综合生态系统理念。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方法,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主体参与,综合考量环境、经济和社会价值,把长江大保护纳入长江流域综合生态系统中来进行立法。二是为长江大保护引入市场机制。基于"污染者负担"原则,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的使用、污染、补偿、恢复等纳入到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循环。三是扩大长江大保护的公众参与。《长江保护法》的起草、审议、落实等都要丰富公众参与的途径和形式,保障其表达权、建议权、知情权、监督权,确保人民的长江"一江清水向东流"。     

用脚投票:权利自救下民工荒的一种解释框架

用脚投票是农民工对工资长期徘徊停滞不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劳工权益保障缺乏的抗争。民工荒的背后实质上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一次权利自救。依法救济农民工劳动权利,需要完善农民工权利的司法救济机制、优化农民工权利的行政救济机制、提升农民工权利的社会救济能力、规范和引导农民工正确使用私力救济方式。     

立法避免举报高风险代价不能再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了一项题为《党员监督权利的实现》的报告，分析了现阶段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现状．针对目前党员监督权利实现中面临的障碍，具体提出了推进党内监督的六点对策建议。其中呼吁应尽快出台《举报法》、《举报人风险保护法》等法规，加大对举报人和举证人的保护力度（2008年7月3日《中国青年报》）。     

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及其“蝴蝶效应”

我国劳教改革的立法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涉及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中央停止劳教既是法律决策也是政治抉择,是社会管理领域的创新,反映了政治家的法治思维及其对公民社会的回应。劳教改革未来可望形成推进我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增加司法机关工作量,推动司法改革进程,有利于建立统一和规范的有关社会管理处罚、制裁的法律体系等值得期待的"蝴蝶效应",但要警惕换汤不换药的权宜之计做法。     

保障农民工权益:社会善治的一种民生标尺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是根植于我国特有国情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在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努力与奉献的同时,其自身的各项权益却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应注重几点: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消灭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为农民工设立特殊的权利救济的渠道和方式.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分析与我国的选择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将会对行政程序立法造成根本性影响。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按一般标准可分为效率模式和权利模式,这两种目标模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目前,我国旧有的目标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从实践需求的角度分析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发展前景,权利与效率并重模式应当成为必然选择。     

美国的纳税人权利

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的发展持续和社会和谐。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纳税人权利普遍受到重视,不少国家公布了纳税人权利宣言或制定了纳税人权利法案,对纳税人权利有较详细的规定。美国十分重视纳税人权利保护,既有专门的纳税人权利法案,又在《国内收入法典》及各专项税收法案中予以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法律都强调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1988年的《纳税人权利法案》包含在1988年《专业和杂项收入法》中的《纳税人权利法案》,该法案赋予纳税人法定的具体权利,从此使权利理念渗…     

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域外经验与我国的未来调适方向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存在罪名体系滞后、法网疏漏和入罪门槛过高等立法弊端,不利于保护法益和打击犯罪。借鉴域外刑事立法经验,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未来调适方向既要注重严密刑事法网,又要注重刑罚缓和。具体而言,应以行为为中心构筑我国贿赂犯罪罪名体系,调适贿赂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增设"收受礼金罪",逐步走向废止贿赂犯罪死刑的征途。     

论人权中经济与社会权利——解读《司法保障人权的限度——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问题研究》

经济与社会权利是人权中必不可少的权利.但由于其规范的模糊性和实现的艰难,多年来一直备受质疑.通过对《司法保障人权的限度--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问题研究》的研究,再次说明经济与社会权利的人权性质和它的可诉问题.     

设区的市人大立法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对策

2015年《立法法》修改,不仅赋予了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还进一步对公众参与立法方面的制度进行了完善和补充,这标志着我国地方立法和公众参与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公众参与设区的市人大立法十分必要,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仍出现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普遍性受限、信息获取不充分、实效性有限等问题。因此,从建立公众参与的权利保障体系、健全公众参与的程序运行规范、增强公众参与的信息交流等方面发力,可以促进该制度的落实。     

非婚同居关系的立法思考

非婚同居是我国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我国未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我国应立法对非婚同居的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并对同居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财产归属和争议解决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将非婚同居关系进行法律规制。     

辩论机制促进民主立法

在日前召开的《深圳经济特区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上,首次引入了辩论机制。这开了全国之先河,是有助于立法走向科学民主的创新之举。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立法也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因此,立法过程中的辩论不可或缺,惟有如此,才能准确反映和表述客观需要。在私权愈加发达、权利冲突有所加剧的今天,立法过程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利益博弈的过程。开门立法也好,引入辩论机制也好,就是为了让利益博弈更加公平和充分,找到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从而产生公正的良法。当然,法治的精髓还在于强调对公权力行使的约束和民主制度的坚实保障。在公开听证的基础上引入辩论机制,通过公开报名和保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与,还公众以应有的立法话语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实践。让公众参与到立法中来,让立法权的行使处于社会监督之下,有利于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有效解决立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