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感功用论

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通常是以知为开端,沿着知、情、意、行的顺序发展,最后是以形成个体的行为为终端。但由知到行的转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并非自然而成,必须经过中间环节即情感作用机制(意志不过是认知与情感相互作用的体现),才能完成认识向行为转化的过程。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因此,探讨国人的道德情感功用已成为道德建设中的紧迫课题。     

从王阳明心学看德育教育中的道德规范和主体

道德生活是道德主体接纳、认同道德规范并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而道德规范相对于主体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外在性,如何使其融于道德主体意识,成为主体自身素质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在德育中沟通道德规范和道德主体.王阳明心学的基本思路是从普遍之理和个体意识相融合的“心即理”,到沟通主体知当然和行当然的“良知说”,以及重视主体意识自然流露的“知行合一”,为我们在德育中更好地沟通道德规范和道德主体提供了一定的理念启示.     

从道德评价的角度把握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八荣八耻”阐明了社会主义道德评价的标准。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地阐明了道德评价的标准,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评价标准是判断行为善恶的价值尺度。它是一定社会、阶级或集团所倡导或实际通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道德评价标准,归根结底是由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也极大地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先秦儒家“知”之“合宜性”浅论

先秦儒家之“知”是伦理之“善”与认识论之“真”的融合,可称之为道德认识论,具有“合真善而向美”的三维价值属性。如何让“知”达到“合宜”,实现道德认识践履的合理性以及适当性,是先秦儒家一个重要论域。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中,以对“中”这一方法论原则的阐扬和“他者”即“天”“人”的显明设定,来解决道德认识何以合宜问题。先秦儒家“知”之合宜性规约,提供给我们一种儒家式生活方式,它将为化解个人、社会、自然等方面出现的利害冲突,实现新时代人之美好生活提供借鉴。     

略论认定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几个理论问题

当前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判断．主要集中在对其外延，即具体情形的探讨上，但对“情节较轻”的内涵。即一些基本理论同题则探讨不多。在理论上，绑架罪“情节较轻”属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需要司法者进行一定的价值评判。评判的基础是能够影响绑架罪罪质轻重的事实要素，评判的标准则是法益侵害的层次和程度。     

略谈健全的文化心态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衣、食、住、行等生活样式都在变化,随之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也在渐渐改变,亦即指导人们行为的是非、善恶、美丑、弃取、毁誉标准也在改变。据此,我们可以判断中     

对道德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关系的一点认识

道德和生产力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和范畴 ,道德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二者的区别看 :（１）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属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 ,反映社会发展的精神状态 ;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反映社会物质水平 ,属于物质范畴 ,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 ;（２）道德标准是指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 ,用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作为衡量他人和自我行为的尺度 ,来评价或判断人们行为是…     

论公民道德的二重品性

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不仅要使人们对规范本身是什么清楚明了,而且,也必须关注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这是因为行为的认知问题(“知道做什么”的问题)和行为的发生问题(“需要什么”的问题)是探索实践规范性问题的基本前提。进而言之,对道德内涵品性的科学解读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公民道德的精神实质,更关系到公民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综观古今中外人类伦理思想史,对道德品性的确认不外乎有两种倾向,一是指向主体(个体)维度,将道德主要理解为一种个体的道德责任或者说一种责任,即美德或个体美德。这是一种强调以个人内在德性的完满为基本道…     

道德教育中的认识误区及其影响分析

当前，道德教育中出现的言行脱节、表里不一的现象并不鲜见，“知”与“行”之间出现明显落差。审视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在其过程中的确存在对道德本质的认识误区，对道德教育的实效产生了一些不科影响。道德教育等同于知识及科学教育，导致道德理论与道德实际相脱节；道德教育诉诸于外在的道德强制，导致学生被动接受教育，表里不一；对道德行为的反馈过于依赖奖励，导致学生的道德动机错位；道德榜样的评比趋于功利化，导致道德虚伪的产生。     

侦查辨认在信号检测论指导下的应用

辨认作为一项侦查措施在中外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但由于证人或被害人错误辨认导致的冤假错案也较为普遍.信号检测论的研究表明,在侦查辨认过程中证人或被害人的辨认存在两个部分:对信号的感知即“辨别力”和对信号的判断即“反应偏向”.辨别力受个体自身的生理指标影响,相对较为固定,而反应偏向则受个体的利害分析、动机、态度、意志、外界刺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会造成辨认结果的巨大差异.研究表明,通过增加信号刺激出现的概率、预测被试的感知力和决策标准的最优化来调整辨认结果.     

浅谈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教育的过程

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教育是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相互作用、不断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到道德行为习惯的转化,又有道德行为习惯反过来强化道德意识、促进道德品质逐步巩固、提高和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教育中既要注意知、情、意、信、行五种道德品质要素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它们的整体性功能,又要发挥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和未成年人道德素质的养成。     

倡导次道德的必然性及必要性

“次道德”这一命题在现今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倡导“次道德”可以减轻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反对者认为倡导“次道德”会败坏社会风气,模糊人们对原来道德标准的判断。作为支持方,笔者从各方面论证了“次道德”存在的必然性,并基于这种论证提出倡导“次道德”的必要性,从而得出结论———倡导次道德有益于社会大众。     

接受磁场对学校德育的启示

受体在道德接受过程中,受受体的接受磁场(即内在需要、情感参与、前知结构、环境关系)等要素影响,而呈现不同层级的道德接受度。深层次研究道德接受磁场有助于提高学校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浅论企业文化的“知”与“行”

企业文化伴随着企业的诞生而诞生,然而企业文化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本文针对企业文化建设中止于知而疏于行或只“知”而不“行”或以“说”替代“做”的“知行不一”的通病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如何实现企业文化由“知”到“行”的途径。     

儿童早期品德形成的行与知

儿童品德形成中的“知”与“行”关系,一直是儿童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课题,本文简述了国内外心理学家对此问题的看法,提出了儿童品德形成基本心理过程是一个从行到知,再逐步发展到以知导行的过程之观点,以及儿童品德教育应遵循的行为原则。     

谈青少年的道德内化

一 所谓道德内化,是指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把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的道德观念、道德信念的过程,是个体发展中内外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复杂的高级心理活动过程。 法国的涂尔干认为:“个体品德社会化必须通过道德内化来实现,道德是个命令体     

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的功能及作用

法律与道德 ,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 ,其作用与功能是各不相同的 ,否则它们就没有必要作为两种不同的规范体系而存在了。如果说道德在本质上属于自律性规范 ,其功能重在“扬善” ,那么法律在本质上属于他律性规范 ,其功能重在“抑恶”（当然 ,这样界定并非要否定法律的扬善功能及道德的抑恶功能 ,而是强调其各自功能的侧重点之所在）。道德作用的发挥最终靠行为主体的内心信念、道德观念和良知 ,即道德只对讲道德、信奉道德的人起作用 ,而对那些没有任何道德观念的人则很难发挥作用 ,一个无任何羞耻心、良知感、善恶观的人 ,即使面对纷…     

浅析毛泽东道德评价中的功利观

对人的行为作善恶判断,谓道德评价。道德评价直接目的就是抑恶扬善,用毛泽东话说,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从总体说,道德评价是促进道德进步的重要杠杆。任何一个新生的进步阶级,总是运用这一杠杆,推动本阶级道德发展,克服与之对立的阶级道德影响。无产阶级也不例外。毛泽东同志继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道德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道德评价标准,还对有关问题,作出许多具有新鲜见解的论述,从而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功利观可以说是构成毛泽东道德评价理论内容之一。     

基于“最美现象”视角的公众道德自觉的培育探析

"最美现象"彰显了公众的道德自觉。在由"最美"个体自主道德行为激发群体道德自觉这一过程中,蕴含了主体"需、知、情、行"这样一种螺旋上升的内在形成机制。培育公众道德自觉,应加大民间"最美"发掘力度,激发公众向善潮流;充分利用各种媒介传播"最美"精神,唤醒公众的道德反省意识;开展"最美"道德实践活动,加深公众的道德情感体验;弘扬传统道德文化,倡导地方精神文化,增强公众的道德认同意识;缔造和谐道德环境,提高公众的道德行为自觉能力。     

援古即今漫话“知”

一话为人做事须“知”。 何之谓“知”?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知”乃指掌握知识和通晓事理。“知”既如此,那么它对于为人做事可以说是须臾不可无了。首先,“知”对“行”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朱熹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辑略》)在这里,朱熹把“行”比做足,把“知”比做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