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

中华朝贡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朝贡体系的意识形态结构由三个层面构成，包括儒家思想、天下观和华夷秩序；而其功能包括提供政治合法性、保持体系内经济繁荣以及维护地区稳定。通过中华朝贡体系，中国文化逐渐被传播到了中国的邻近和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和越南，并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和世界观念，伴随着这一进程，东亚地区最终形成了儒家文化圈。     

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

本文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朝贡体制的持续及它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性,是中国与周边邻国策略互动的结果。在中国固守怀柔政策的情况下,周边邻国常常有通过对中国进行骚扰以获取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很多情况下,中国执行怀柔政策,周边国家执行臣服的政策,这种经典意义上的朝贡关系并非理所当然,它作为博弈均衡并不总是稳定和能够自我实施的。从演化的观点看,怀柔战略具有自我败坏的特征。本文认为,从利益博弈、双边关系的策略互动等角度,对朝贡体制的内部演化规律进行分析,对于深化关于朝贡体制内在逻辑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

19世纪后半期,看似由西方冲击导致的中国朝贡体制的瓦解其实有其内在动因。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而言,因为明清易代的冲击,东亚主要政治行为体无论是对自身还是相互的认识,均经历了一个迷失和重新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传统朝贡体制的稳固产生了消解作用,而且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与欧洲(西方)无关。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波动其压力来自中国本土的政治权力变迁。尽管最终清朝取得正统地位,恢复了传统东亚朝贡体系,但它只是掩盖了以后继续会导致东亚巨变的内在动因:日本和朝鲜自此已经不再真正尊崇这个体系,而被迫皈依清朝的晚明遗民也将反清复明作为一个隐性的政治目标。     

心脏地带、帝国威望与意识形态——中国地缘战略传统及其效应

中国具有极为丰富的地缘战略理论与实践传统。在旧王朝崩溃的大混乱中,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主要体现为众多的权力竞争者对通过寻找、占领和开发具有地缘政治优势的领土空间以实现争霸天下目标的论述及实践。为应对外来军事挑战,中国的地缘战略传统有进攻战略(以领土控制为目的的军事远征)和防御战略(利用地理实施总体防御)之分。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过程中,中国的地缘战略体现为综合使用各种手段来维系帝国威望、营造势力范围和塑造国际秩序(朝贡体系)。而"反地缘政治"传统的存在也使得意识形态因素长期以来对中国对外战略实践影响颇深。中国地缘战略传统的启示意义主要包括:第一,必须高度重视国内秩序的稳定;第二,构筑周边安全环境必须重视硬、软手段的平衡应用;第三,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必须重视对中国价值文化的弘扬和推广。     

超越传统叙事:17—18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再思考

以全球视角重读对外关系史已成为当下学界潮流。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应该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17—18世纪作为区域体系领袖的中国,尤其是自我定位和总体外交关系的构想。中国当时领导的朝贡体系,存续关键在于经济支持和文化认同,比较17—18世纪朝贡体系与其他区域国际体系,从"东亚—周边—全球"三个层次可以说明全球化早期大国对外关系的共性与特性。通过比较分析明清易代时的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者势力的消长,可以发现,两大体系几乎同时存在,关联十分密切:很早就开始正面的竞争和较量,最终朝贡体系并非输在落后,而是维持成本拖垮了清廷财政。此外,由于耶稣会士往来于东西之间,两种国际体系也始终存在着直接互鉴,这同时影响了东西方大国国内政治的发展。     

丝绸与中国人天下观的演进

正春秋战国之际,东西方之间已经沿着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陆交通路线开展丝绸贸易。中国古代的天下,细细分辨起来,有三层意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天下"即自己的家国,就是历史上的汉朝、唐朝的江山社稷(明清之际有人更提出朝廷与天下有区别)。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的"天下",与朝贡体系有关。除了中原王朝之外,周边蛮夷,也在这个"天下"之内。所以,唐太宗被四夷君长尊为"天可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白赠日本友人晁衡的诗:"日本     

英国学派的新探索——从全球主义到地区主义?

英国学派是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但长期以来将精力集中于全球层次而忽视对地区层次的考察。近些年,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英国学派成功地将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世界社会三大核心概念同地区层次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提出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的具体条件,即地区性关键大国的存在、对域外势力影响的成功排斥及区内国家互相承认对方国家建构的努力并不将之视为威胁。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着极强的"欧洲中心主义",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对相应的地区性国际社会是否形成的争论上。当然,在转向地区层次研究后,英国学派也暴露出原有理论的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主权国家推动作用及全球性共同规范这两大经典学派观点产生怀疑,这急需英国学派学者通过加强对地区层次的研究来解决。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正版本:后浪|上海文化出版社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文化声名远扬,许多国家都会派遣唐使来唐学习,唐朝似乎是中国朝贡体系的高光时刻。不过,唐史专家王贞平在《多极亚洲中的唐朝》里,却颠覆了我们对唐朝的想象。王贞平富有创新性地认为,唐朝的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而远非一般学者所想象的单极世界。通过大量详实史料的考据,王贞平认为,唐与突厥、回鹘、朝鲜、南诏、吐蕃等周边政权是一种"互利"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周边政权之所以朝贡,是因为合乎国家利益。     

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的特点及原理

古代南亚地区也存在一个与西方罗马体系、东亚朝贡体系和近代国际体系并列的国际体系,即孔雀王朝时代阿育王建立、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大法体系"。这个体系以印度宗教中的"法"(Dharma)为合法性基础,具有"强文明体、弱组织体"的特点。该体系的原理主要是在一个等级结构中赋予每个行为体一个特定位置,族群主要通过限制交往、通婚而保持其独立性,故该体系下族群间的融合度较低,国家间的联系松散而脆弱,并且国家间出现的短暂的秩序常常与某种极端现实主义手段相联系。"大法体系"与印度教徒的"基本人际状态"——阶序人——具有内在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视为种姓体系的放大和延伸。     

结构理论的两种权力政治逻辑：沃尔兹vs．米尔斯海默

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权力被认为是确保国家安全的终极手段。但在权力积聚的安全效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催生了结构理论的两种权力政治逻辑,导致了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与沃尔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对立。沃尔兹认为国家会理性地将安全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不大可能追求权力最大化。米尔斯海默承认国家以安全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但同时强调权力是维护安全的惟一可靠手段,权力最大化是实现国家安全最大化的最可靠方式。无论是沃尔兹,还是米尔斯海默,其权力政治理论的内在动力机制都在于无政府状态及其自助逻辑导致的“安全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争夺。     

“灰色治理”之困

《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有语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基层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是否稳定的晴雨表。原因似乎很简单:上层和中层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制度、法规一样,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是抽象的,而基层权力,则直接和社会、民众打交道,它如何对待后者,具体地、现实地决定着后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的反应。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重复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套故事。而基层权力的失控,官吏对民众的侵害,总是它的一个制度性后果,一个引燃社会炸药的因素。它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每一个王朝。     

从美国霸权看联合国集体安全的悖论

集体安全作为一种内向型的安全合作方式,要求一旦内部某一成员对另一成员发生了侵略行为,其他所有成员就应以集体力量反对侵略并确保和平。但集体安全思想与国际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冷战后,美国霸权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国际力量格局的失衡状态,制约了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功效性与公正性的发挥,美国霸权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因此,联合国集体安全存在着一个现实性的悖论。     

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因果检验

对于国家间贸易和政治之间的因果关系,学术界始终存在较大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贸易是国家间政治变化的原因,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国家间政治关系是贸易变化的原因。借鉴计量经济学中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本文利用1980—2001年间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和冲突积分的数据,检验了贸易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某些东亚国家之间,国际贸易与双边冲突/合作具有双向因果关系;(2)就整体而言,东亚地区的政治关系对东亚地区的经贸活动的影响,要大于经贸活动对政治关系的影响。     

“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

本文将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PSH)理论和"基本人际状态"概念应用到中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型与《尚书.禹贡》描述的"服国"模型、"朝贡体系"模型以及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型之间的相似性和本质特征,以及中国传统国家形式"服国"的特点及其与"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国家形式以及中国人独特的"政治经验"。作者的分析表明,基于"伦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验可能暗示着一种比现代国际秩序更高、具有某种"后现代"特点的国际秩序原则。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的不断推出与逐步落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也不断完善。该战略体系主要由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利益、战略手段和战略布局五个方面组成。在战略环境研判上,需要全面系统认知国情和世情,把握两者互动日益密切的态势。在战略目标设置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为战略目标。在战略利益界定上,重点关注中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利益,科学区分战略利益层次。在战略手段运用上,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协调国家、社会、个人等的积极参与,灵活运用安全、经济、外交和规则等手段。在战略布局中要把握好时空定位,在不同地理空间和领域不断优化战略布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要行稳致远,关键在于确保各战略要素之间的平衡,实现"权力政治"向"规则政治"、"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经济导向"向"战略导向"的多重转变。     

全球难民危机与难民外交的兴起：土耳其的角色

难民外交是指国家将难民问题工具化用以实现外交目标。难民外交具有道义约束强、议题联系广、地缘政治属性强等特点,主要分为公共型、干预型和交易型三种类型。从2010年持续至今的难民危机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土耳其利用难民问题推行对叙利亚和欧盟的外交议程,主要表现为干预型难民外交和交易型难民外交,通过大打“难民牌”实现自身外交目标。土耳其的难民外交服务于其地缘政治利益、维护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等目标,但面临道义与利益的矛盾、目标与手段的错位、意愿与能力的失衡等三重制约,这对认识当代难民政治化、难民与外交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进攻性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分析独到而精辟 ,他据此对国家权力—安全战略的阐述亦颇有深意 ,为理解国家安全环境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仔细探究。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逻辑国家的生存环境及由此而来的国家行为模式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大国为何陷入无休止的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基底和逻辑起点。米尔斯海默认为 ,国际政治素来残酷而危险。尽管大国竞争的烈度消长无常 ,但大国总是彼此惧怕并相互争夺权力。因为在国际政治中 ,权力是确保安全的终极手段 ,最大的权力确保最大的安全。② 他说 …     

纵横家的联盟思想及启迪——以《鬼谷子》、《战国策》为中心

本文以《鬼谷子》、《战国策》为分析文本,考察纵横家流派的联盟思想及其影响。纵横家认为,在无政府条件下,国家追求安全的唯一途径是权力最大化;但国家的最终目的并非成为霸权,而是成为体系本身,即以统一化国际无政府为国内等级制。他们从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上进行战略分析,并从个人层次上揣摩君主的心理与好恶而实施游说,对联盟困境有独到的思考。他们根据国家所处的地位为其量身定做战略:超级大国兼并为主、联盟为辅;中等强国应建立以自己为首的联盟;至于小国,则逢迎、制衡各有利弊。这种个体主义和单元层次分析以及多线性动态分析方法,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极富启发;其外交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崛起也具有参考价值。     

萨米尔 ?阿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比较分析

萨米尔·阿明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并不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更正确、更先进,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存在一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本文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民主"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萨米尔·阿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差异,进而指出:资本主义并不能与帝国主义画等号;中心—外围格局其实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民主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因此民主并不是普世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安全思想的三重视角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逻辑体系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安全思想。经典作家通过分析观念形态的文化特性,揭示了文化安全的客观规律;通过对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考察,阐明了文化安全的政治意蕴;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性扩展的思考,预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挑战。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解释文化安全的三重视角,阐明了文化安全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