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

大国崛起必然要从区域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必经的发展逻辑。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政治结构以及国内诸因素的必然产物,体系层次结构构建了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变量要素。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并成为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因。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了美国的周边关系与地区关系以及域外的大国关系,为美国崛起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保障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安全;强化了美国在崛起中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保障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日渐增长的经济利益及秩序。     

资源与影响力——美国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资源分析

美国族裔群体在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上一直都试图发挥各自的影响,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而族裔群体内部所拥有的各种族裔政治资源则决定着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其中人口规模与人口分布、社会融入与经济地位、组织能力与政策目标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美国政治与国际环境等外部条件相同的形势下,这些因素是区别各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具有多大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论美国对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的影响

地理因素是影响一个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斗争成为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面向新世纪,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竞争与合作已经展开,给各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正以各种方式遏制或试图遏制中国,使中国地缘政治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压力。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是当代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现象。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与干涉及维和密切相联。干涉、维和与“国家重建”往往与危机和冲突有关,可以视为解决危机和冲突的不同模式。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常常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标国的危机和冲突,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国家观念”下的政治安全

高中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发表的《“国家观念”视野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一文中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研究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交叉研究的方法,借鉴国家安全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国际人权研究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国家观念”作为逻辑主线,深入研究包含社会认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意识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在内的国家观念与国家政治安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辩证关系,     

影响跨世纪中国外交的地缘政治因素

任何国家都存在于特定具体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地缘政治因素始终作用于一国的对外政策。就中国而言，冷战后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美国对华地缘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独有的地理条件都在深刻影响着本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

虽然外交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但与国际政治研究相比,外交政策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对外交政策分析的特征、价值进行了总结,并从社会科学研究的四种分析模式出发,对现有的外交政策分析文献进行分类归纳。根据本文的归纳,外交政策分析存在四种路径、九种模式,但不管哪种路径与模式都未能解决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关键难题,因而并不能对外交政策提供令人满意的分析。如何整合不同路径与不同模式以提供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是外交政策分析面临的真正难题。     

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

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深受其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当官僚政治模式开始被引入决策研究时,鉴于中国的政治过程具有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过程完全不同的特点,学者们认为这种模式与对中国的研究毫不相干,而倾向于以＂理性模式＂和＂权力模式＂作为解释中国政策的两种主要方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体制更切近的观察,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率先把官僚政治模式应用于对中国决策过程的研究。从此,官僚政治模式逐渐成为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主流方法,出现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结构与过程》等一大批运用这种方法的论著。不过,迄今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决策时所依据的比较政治理论,仍然具有明显的缺陷。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性

本文旨在较为系统、全面地总结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可以归为国内特性、行为主义和体系制约三个主要层面。国内特性的研究重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强调意识形态和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尤其是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变迁。行为主义的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行为入手,试图揭示外交辞令背后中国真正的外交政策。体系制约的研究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国际体系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约入手,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这三种视角都存在相应的弱点,不能较为系统地解释较长时期内的中国外交政策,更不可能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外交政策理论。一种好的外交政策理论,应该能够把国际体系因素和国家层次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外政策分析

<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对外政策分析就是以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或对外政策行为作为研究的中心,将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别外交政策的研究结合起来,用宏观理论指导对具体外交政策的研究,将影响外交政策的不同层次的变量结合起来。本书既是教材,也是专论,既运用政治心理学理论分析和研究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也研究外交     

地位寻求、角色塑造与印度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逻辑

国家的地位寻求主要通过角色塑造来实现,国家在进行自我角色定位的同时也会面向国际社会进行角色扮演,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明显体现。对地位的重视与追求是决定印度外交政策的内在驱动因素。印度在应对中美科技竞争时遵循地位政治的逻辑。面对中美科技竞争,印度将自身角色定位成“全球新兴技术领导者”、“下一个半导体制造中心”和“自力更生的印度”。在完成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印度致力于扮演“美国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的中国替代者”和“全球民主国家的关键合作者”等三种角色,以谋求实现其成为全球科技强国的目标。从地位政治的视角把握印度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行为逻辑,对于中国更好地应对中美科技竞争及其“第三方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试析苏联（苏俄）早期的双重外交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世界革命思想与和平共处思想的共同指导下,苏联（苏俄）实行双重外交政策,一方面与各国政府接触,争取建立外交关系和经贸联系,另一方面积极联络各国的革命力量,指导帮助他们开展革命运动,达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这一外交政策有得有失,很多国家承认了苏联,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其国际处境大为改善。但是苏联（苏俄）依然坚持世界革命,和平共处只是一种策略,在这种情况下,苏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虽有改善却极为脆弱,依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爆发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兴起的两支重要理论流派,都尝试将现实主义从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外交政策理论。它们都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认为国际结构是体系层面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重要的背景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拒绝“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和“黑箱”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突出国内层次因素重要性的倾向。但是,这两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性质、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认识不同。涉及国内层面,防御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很少纳入技术变量和地理变量。双方的理论建构途径也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其他变量平行纳入,实质上放弃了国际结构的主体地位,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把国内因素作为附加变量,与现实主义主变量实现了较好结合,建立了从新核心变量到外交政策行为的现实主义统一逻辑。因此,总的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创造更为成功。     

一战后美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政策演变

由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相对欧洲协约国处于弱势,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在赔偿问题上向英法做出了较大让步,致使赔偿问题趋于复杂。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放弃了在赔偿问题上的发言权。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美国再次介入德国赔偿问题。研究一战后美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政策演变可以使我们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加深对美国外交政策本质的认识。     

建构主义视角下"9·11"后美国对伊朗核政策的研究

"9·11"以来美伊在核问题上的矛盾表现为两国文化建构基础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于双方所持有的现实主义集体安全观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冲突实质上是两种文化体系的冲突,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为主导的康德文化体系与美伊敌对关系为特征的霍布斯文化体系的冲突.建构主义在解释外交政策上忽略了国家身份建构中的内部因素,这也是伊朗难以纳入所谓的核不扩散"国际规范"的原因.     

论国家利益及其实现途径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对国家利益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国家利益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利益概念的界定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国家利益概念的本质和内涵。国家利益的实现要考虑到国家的自助性、国家利益的合法性、外交政策以及国际组织作用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和内容。     

特朗普"美国第一"外交与美国东南亚政策 及其趋势

2016年4月27日,作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发表了以"美国第一"为中心思想的外交政策演讲.这一演说清晰地提出了特朗普当选后的外交政策方向,是美国现政府的外交政策指南.特朗普执政后的外交实践就是在这一外交纲领下付诸实施的,其对美国包括东南亚政策在内的全球和地区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形塑和框定作用.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东南亚政策是:对东南亚采取总体上的"忽视"政策,拉拢东南亚来应对朝核危机,安抚东南亚,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拉拢越南来平衡中国影响力.特朗普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对东南亚总体政策上的交易主义,对东南亚贸易关系呈现显著特点,安全上向盟友提供再保证,争取东南亚各国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东南亚政策中的中国因素仍将突出,出台明确清晰的亚洲贸易政策和安全政策.特朗普政府东南亚贸易和安全政策对东南亚、中国及美国自身都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应对策略为:继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通过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来管控中美南海冲突,建立单边或双边安全机制以削弱美国对东南亚的影响.     

德国文化外交政策探析:理念、运用及启示

文化外交政策,也称对外文化政策,它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为修复和改善国家形象,赢得欧洲和世界的重新认同和信任,德国确立了文化外交理念,制订并实施了相应的政策,发挥了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第三根支柱"的作用。这对于全球化时代我国加强"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华盛顿共识“与俄罗斯经济转轨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迅猛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俄罗斯经济则积重难返,国际地位迅速下降.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俄罗斯推行体现美国意志的"华盛顿共识"的必然结果."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扩展全球市场、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的重要经济外交政策.本文着重阐述"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得以推行的国际国内背景,美国主要利用的工具与手段,以及俄罗斯贯彻"华盛顿共识"的后果.     

水利·国家·农村——以水利社会史为视角加强对传统社会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

本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农村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对目前学界对于传统国家水利治理和水利社会的研究做了较完整回顾,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水利社会史角度截取典型地区对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可行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