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隐忧·前景——谈我国九十年代的文学

今年是本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三年。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已有了不同于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特点。弄清楚九十年代文学的新变,肯定它的主流,指出它的隐忧,昭示它的前景,将使我国九十年代的文学得到更好地发展。 (一) 从1990年起,我国的文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八十年代文学中思想解放、敢于创造突破的新锐精神,另一方面也扬弃了八十年代文学中的某些浮躁、玄虚、与人民群众隔膜等负面东西,出现了在平稳中向前拓展的局面。开放的现实主义占了九十年代文学的主流地位,但运用其它创作方法创作的其它流派的文学作品依然存在。它们和开放的现实主义既相互挑战,又相互补充,有助于近三年文学质量的提高和样式的增多。     

重论大后方文学发展的阶段性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是以陪都重庆为中心,桂林、昆明为重镇的中国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的成长与发展反映了战时中国文学的主体面貌,对战时中国其它区域的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限,中同的抗日战争由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的战争转为中国人民参与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这一历史进程相适应,大后方文学呈现出较明显阶段性发展特征.     

解放的抗美援朝叙事精神

正一常彬新著《硝烟中的鲜花:抗美援朝文学叙事及史料整理》对文学与历史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研究,在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讨论叙事的历史情境,同时也施行独立的文学观念:既研究了抗美援朝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又研究了社会存在中的文学文本,深处的视点是文学内外的历史精神,而不停留于文学文本和社会文献的事实中。这种研究视野将文学文本与历史情境放在一起而考察文学文本与历史的不断对话和循环,既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抗美援朝叙事进行描述,又从文本研究的角度探寻文学叙事自身的意义,将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关系     

浅析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知青文学中的“乡村”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青文学较之前的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知青作家与非知青作家的并存,"知青岁月"的回忆与"知青岁月"的想象共同建构着知青文学,正因此,对"乡村"的呈现便出现较客观和理性的审视。本文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青文学个别作品的分析,探讨了"乡村"形象在知青文学叙述中的新变——贫穷与苦难、愚蛮与落后、淳朴与善良,而这主要通过民性、民情、民俗表现出来。在"丑"与"美"的展示中表达了知青文学对"乡村"的深入理解与认知。     

文学概论(根据党政干部基础科文学概论课电视录像讲授内容编写) 第十章 文学批评

本章是承接上一章讲文学批评的问题的。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批评,三者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没有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就没有了对象,当然也就不会有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活动;没有以文学创作为对象的文学欣赏,文学创作就不能够发挥其社会作用,文学批评也失去了基础;没有以文学创作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的质量就得不到提高,文学欣赏也失去了指导。因此,要全面地了解、掌握文学的规律,不但要研究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规律,还必须研究文学批评的规律。本章着重探讨的问题有: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任务;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文学批评家的修养。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涉及到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等问题。     

大众传播语境下文学话语的转型

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营构了新的文学传播语境,文学话语的深刻转型正在凸显。主要表现为:一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融合有了新的内涵;二是随着大众媒体的日益视觉化,文学从外部媒介形式到内在叙事方式都由图像的符号体系中吸纳了富有表现力的因素,具有了视觉文化的某些特征;三是大众媒体在将文学置入一种新的传播语境的同时,也打破了文学文类内部既有的规范和秩序,形成了与此前形貌迥异的文学版图。     

宋代理学影响下的《竹山词》

宋词以内敛的思绪、优美的情怀、婉约的格调营造了堪称中国文学艺术中最美的"词境",然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宋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与当时兴起的理学思潮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理学注重的是性理之学,文学注重的是情辞之美,但是处于同一历史时代中,理学与文学便形成了交流与沟通。理学家以文学的形式传道明心,文学家重理而文以致用,蒋捷集理学家、词人于一身,其《竹山词》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学的影响,从而留给世人另一种审美享受与感悟。     

第七章 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文学从原始的形态发展到今天这样多姿多彩,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过巨大的变化、发展,文学的思潮、流派也有过许多兴衰更替。那么,文学的变化、发展、兴衰和更替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呢,还是一种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密切相关的现象呢?是不可知的呢,还是有规律可寻的?我们认为,文学的变化、发展、兴衰和更替,是一种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密切相     

现代中国文学的几大问题

“现代性”改造问题是现代中国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核心,由此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三大突出问题:第一,现代中国文学这一称谓并没有名副其实;第二,文学主体的现代思想与现代意识的欠缺是造成文学客体现代质素稀薄的根源,而文学主体现代性意识的构建又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第三,在当下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现代性意识形态相对薄弱,由此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巨大困境。当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包括自由、竞争、民主、平等、人本等现代质素的日益培育成长,这些条件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复兴提供了可能。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观察

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诸多变化中,多元化阐释视域和研究理路的初步呈现尤其值得注意。多元阐释视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区域研究与跨区域的审视,(2)关注语言转换与文学进程的关系,(3)通过文学叙事进行精神测绘,(4)文学制度、理论、思潮史及报刊杂志研究,(5)史论、文类研究的深化。     

我们为什么"向后看"?——20世纪中国文学新古典主义浪潮及其研究现状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有一条清晰的"文化中国与大地民间"的线索,它直接对应于"世界话语与现代焦虑",展现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及其反省、自新与重生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学正是在这场痛苦的涅槃重生中创生了一个重要的流派--"新古典主义",这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最独特的贡献.但是,学界至今尚未对新古典主义浪潮进行系统的历时性梳理,更未能在诗学理论的层面展开形而上的深入研究,所以亟待从几个方面加以拓展深化.     

诗性预设: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视野与叙事策略

新历史主义生成于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行的背景下,它以某种形式的历史回归探究文学叙事策略和历史语境的关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诗性预设作为新历史主义重要的文本视野与叙事策略,在讲述历史、建构历史文本的过程中,实现了历史叙事的修辞表达和文本呈现,成为打通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边界的中介.     

耸立在“边缘”与“中心”之间——对地域文学的思考

“边缘”与“中心”问题,一度在作家、评论家中引起关注和争论。所谓“中心”,就一般而论,不外乎行政区划上的以政府驻地为集中点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优势位置。人们往往趋向“中心”,因此也就形成“边缘”,形成“中心”与“边缘”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心理上的落差。这种落差,在人们心理上,就体现出获得重视的优越感和被忽视的自卑感;反映在文学活动上,就产生主导一切、掩盖一切的主流文学和服从主流、追随主流的边缘文学。就九十年代文学现象而论,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内涵与范围发生了裂变。随着文学自身的觉醒、创作的自由,集体写作状态进入个体写作时代,文学的“中心”摆脱行政     

尴尬与迷失：当代文学研究的后现代遭遇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当代文学研究在与后现代主义遭遇的过程中,面临着文学研究概念的扩大化、文学研究的审美缺失和文学研究中拿来主义的泛滥等几个“尴尬”问题,可喜的是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对后现代文学研究展开批判性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反抗理念桎梏,回归文学本源——论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与金庸小说阐释的有效性

金庸小说从挑战文学研究的固有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到最终被接纳并跨入经典行列,这一学术案例既体现了近30余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在变革和演进,也让我们感到依然面临深层次的问题和症结。金庸小说的经典性和独创性既不在于名列"最受欢迎的作品",也不在于它将通俗武侠小说提高到与严肃文学比肩的地位,而是在于它扩展了文学的理想疆界,在于它立足现代社会的精神视野,以江湖武侠的表象世界重新绽放出久已失落的中国文人的气度,以文学的方式延续了现代中国精神世界与古典中国精神世界中一脉相承的文化元气,并由此标示出现代中国精神世界与古典中国精神世界一以贯通的内在连续性。只有回归文学的本源和中国文学的共存秩序,才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述史创新的根本支点,才能栖居于文学艺术的天然、澄明的真理之境。     

从传播形态看柳永词作的通俗性与娱乐性

宋元时期,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的社会传播类型之一娱乐传播与文学接受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并产生深刻影响。柳永词作中体现的通俗性与娱乐性与商品经济及传播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揭秘20世纪40年代苏联军事文学名著的影响

什么是军事文学？简单地说,军事题材的文学,就是军事文学——凡是与军事、军队、军人的活动有关的文学,都可以叫军事文学。20世纪40年代前后,苏联军事文学名著如《前线》、《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等,对人民军队治军、作战、整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更为强烈。     

新时期十年北京文学的变迁

新时期十年过去了。这十年的北京文学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如果有人要写新时期十年的文学史,是应当给这十年的北京文学列一专章的。我认为,新时期十年的北京文学,从宏观上看,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无论是文学观念、文学创作,还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篇文章的目标,就是要描述出这些变化,并揭示出变化的动因来,以为将来写史的人们奉献一家之言。     

跨越1949:刘以鬯与香港文学

战后的香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刘以鬯香港的文学活动不仅延续了在大陆难以存身的种种中国文学传统,让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自觉接通了与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联系,而且以极强的"在地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探索,沟通了上海、香港这两座现代城市的文化资源。将此时期香港文学置于战后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以及一体相关性无疑会引起许多重新思考。     

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书写的纠结与突围

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的书写,是具有挑战性和开拓性的纠结之处,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1949年便是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在大陆的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称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这大都未能完美地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融为一体,使之真正地呈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本真面貌.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新的文学史模型,强化了独立的"学科意识",特别指出了台港澳文学是"现代中国在不同制度不同背景下形成的区域性文学"[1](p82).这就为文学史在对历史转捩点的书写时,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融为一体,为凸显现代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提供了突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