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现代化需要一部“百科全书”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基本现状、主要问题和实践路径

正在社会治理研究领域中,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在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建设。一、问题的提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顺应了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内涵与发展目标研究

农村市场化带来的经济社会转型客观上推动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变革,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象征。农村基层治理的以往分析主要注重治理的政治内容,没有抓住基层群众性自治所揭示的基层治理的法治方向,没有紧扣农村社会法治建设的时代场景,忽视和缺乏对基层治理自身法治内涵的深刻探讨和深度挖掘。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和变革具有鲜明的法治内涵和法治特性。法治化的基层治理既需要对农村基层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整理和组合,更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进行基层治理制度的调整和革新。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具有丰富的制度内涵和明确的发展目标。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方人大角色——兼论佛山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瓶颈

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一直在摸索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有序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学术界研究重心也放在这些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问题上。但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首先应该是社会治理规范的法制化,地方人大承载着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不可替代的决策引领者与规范实施监督员的角色。佛山市农村社区自治创新试点,为我们提供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之经验观察与理论反思的可贵样本。     

当前乡村法治秩序构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之道

乡村法治秩序是我国法治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从乡土内部催生出农民法治需求,基层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为乡土法治权威的树立创造了外部条件,新时代,农民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秩序的需求。然而,由于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乡村法治秩序依然面临着法治权威不足、法治规范不适应的形塑障碍。面对新的时代要求,须通过立足乡土情景,健全法律机构设置;克服法律特权现象,树立农村法治权威;设置驻村法官,转变法律服务方式;创新法治教育方式,提高农民法治意识;重构乡土规范,推进法治农村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乡村善治格局;全方位推动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为现代法治的真正下沉创造条件。     

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各地城乡基层的实践创新迅速展开:以大部制和扁平化为方向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断完善;多元协同和开放流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参与逐步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不断建立健全,并呈现出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并举、城乡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联动的发展特征。在"十三五"阶段,通过优化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促进城乡基层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法治三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两个基本的提出,昭示着党领导人民推进全面实施法治的决心,昭示着新时代鲜明的法治主题和法治权威。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同时就是实现法治化的过程。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维护宪法权威,必须从理念上改变对国家宪法的基本看法、从行为上强化对国家宪法的根本遵循、从制度上推进对国家宪法的司法适用。     

以系统思维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基础内容。近年来，无锡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决策部署，坚持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科学立法、     

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的路径选择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标志着我们党从一个革命党真正转变为执政党。法治化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过程。当前,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法治建设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从法治理念、法律体系、法治平台以及治理能力和化解矛盾等等方面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创新,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保障水平。     

基层社区治理需注入法治化动能

法治化是新时代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其关键在于用法治精神与法律制度影响和约束社区治理的思想与模式。加强基层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性措施,要从大局着眼,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法治社区,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利用新媒体加强法治文化培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基层运动式治理法治化转型的路径研究——以济南市“拆违拆临”为例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运动式治理是多年来被频繁使用的治理方式,如何实现其治理方式的法治化转型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对于基层违建治理而言,执法资源有限、各执法部门协同不畅、特定时期基层执政者对于法治的选择偏差、政府部门自身违建众多是多年治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而克服这些原因的最高效方式就是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治理是基层完成治理目标的重要方式、是纠正政府违法的重要手段、是集中治理资源冲破执法阻力的重要推力。济南市2017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违拆临"行动,本次行动中济南市重视运用法治方式,努力为日后常规治理奠定基础性制度环境,分别从理念转变、注重法治方式运用、尝试联合执法机制、增强法律意识、以党促政等方面综合施策。     

法治国家的警察理念

一、法治国家孕育法治化警察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警察制度也随即面对一个法治化、规范化的创新问题。再造警察权力,重塑警察形象,这是21世纪中国警务工作面对的新态势,也是法治国家时代,公安机关所面对的新挑战,其实质乃是中国警察制度创新问题。法律最高权威、公民权力至上、政府权力有限、保护人权以及司法审查原则等,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依法治国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就是要及时改革不适应法治国家规则的执法理念、管理模式和执法方式,建立与国际规则相一致的警务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推进我国基层“枫桥经验”法治化的思考

"枫桥经验"法治化就是在"多元化化解矛盾、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的各个环节及各个领域,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枫桥经验"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有效举措,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是"四个自信"的生动实践。基层对"枫桥经验"法治化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强化基层保障力度,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法治素养,夯实法治文化土壤,以推进"枫桥经验"法治化。     

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内涵与方法

市域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关键一环,承载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任,新时代市域治理现代化要以法治化为目标,依靠法治来推动,市域治理法治化关键是要“地方立法科学化、法治政府服务化、普法守法全民化、法律问题科技化”同步进行。     

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历程与新时代法治需要

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都遵循一定的"法治"精神。这些体现"法治"精神的法既有国家正式法(硬法),还有以国家法为基础衍生出的非正式法(软法),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法治基础,对构建基层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内外环境、基础条件不断发生变革,国家战略部署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农村社区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法治也存在突出问题。新时代,需要从制定城乡社区一体化治理的现代法规、社区经济社会事务分类治理的现代法治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现代社区治理的现代法治框架、社会关系调节及社会行为规范的现代法治规则、居民权利保障及权益维护的现代法治制度等层面出发构筑现代法治,夯实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基础。     

代理人再生产: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及其逻辑

在社会治理转型期,国家力量的向下渗透与社会力量的向上生长,会带来哪些新的治理经验?这些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对典型个案的研究,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在制度创新的压力与惯习之下,为加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缓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代理人再生产的行动策略。这样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在追求发展与威权体制约束下,在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间关系时进行的一种折衷选择,通过创新性地构建第三方合作平台,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得以有效聚集,基层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也得以加强。它既展现了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意志及导向性功能,也呈现出社会力量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吸纳整合,成为政府渗透基层的重要抓手。而要在"强政府"的基本场域下构建形成"强社会"的发展态势,则需要进一步调试各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扩大资源配给方式的改革面向,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     

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障碍与路径选择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正式实施三年来,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监督体制等方面依然存在着阻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障碍。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化之路:一是必须是在公众参与的现代法治立法模式下,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为立法目的,用法律的确定性和规范性重构我国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二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落实的关键,在于加强来自于行政权外部的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与民间力量的监督。     

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规范社会组织发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依法规范发展是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一环,而阻碍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制度藩篱仍在,所以,完善制度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是社会组织实现规范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     

论国家治理体系结构的法治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必然选择。国家治理体系由国家制度体系、国家价值体系和国家行动体系构成。国家制度体系法治化着重于科学立法、文明执法和公正司法;国家价值体系法治化着重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国家行动体系法治化着重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     

新型城镇化的法治视角:从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

中国传统城镇化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政策之治,具体表现为"以物为本"的城镇化治理理念、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治理体制和运动式的城镇化治理方式。"政策之治"城镇化有着深刻的形成机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起点与路径依赖是历史症结;压力型体制下政治锦标赛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是制度根源;政府"经济人"动机和治理资源匮乏的现实掣肘是理性选择。随着"政策之治"城镇化的弊端日益凸显,法治化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法治化城镇化建设面临着法治理念不足、法制体系不完善、执法体系不严、法治监督缺失等现实障碍,需要从理念、立法、执法、监督四个层面进行整体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