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在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的要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而现行的刑事政策功利主义过度膨胀，刑事政策的理念必须重新定位，把应然意义上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转化为实然意义上的真正的宽严相济。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解读

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产生，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一方面，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呼唤着轻罪处理机制的创新；另一方面，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全面的恢复正义、从根本上解决纠纷、从整体上提高效率等刑事政策价值。     

刑事政策观念解析

与刑事法律制度相比，刑事政策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由于实践中对刑事政策的认识和理解不尽相同，使得刑事政策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始终是模糊的、变化的。文章从刑事政策的一般性认识出发阐述刑事政策观念的基本内容，通过对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关系的分析，指出建立正确的刑事政策观念，是充分发挥刑事法律惩治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前提，关系到国家预防和控制犯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程度。     

论建立规范化的刑事申诉制度

论建立规范化的刑事申诉制度张家春刑事申诉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之一。在整个刑事诉讼体系中，既有刑事司法保障和补救的性质，又在客观上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构成要件。关于刑事申诉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对于健全刑事申诉制度，保障公民的申诉权利，发挥审判...     

刑事追诉时效的实质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

刑事追诉时效系刑事责任的法定消灭事由，在跨越前后不同的刑事法律规范时需要审慎评判时效制度的适用。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实质是督促刑事追诉权的及时有效行使，这是理解刑事追诉制度的核心，在刑事追诉已经启动的情形下非因特定事由不能以超过时效期限来排除刑事责任的追究。旧刑法的时效制度存在非周延性，此时需要结合刑事追诉权的教义实质进行漏洞填补。在新刑法的法定刑未发生变动且时效制度具有明确指向时，原有的刑事追诉权仍然蕴藏于案件背后具有持续效力，此时基于追诉时效核准制度的局限性勿需寻求该路径。从旧兼从轻原则需要在权益保障与处罚妥当之间予以兼顾，不能以追求最终的从宽处罚作为其适用的惟一衡量标准，更不能在追诉时效适用时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作为贯彻该原则的实践归宿。     

浅论经侦民警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自由裁量权不仅体现于公安行政执法中，在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行使刑事职权方面同样体现出来。经侦民警战斗在与经济犯罪斗争的最前沿，正确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对提高办案效率，有力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在各种各样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也使得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成为经侦民警刑事执法实践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刑事证明理念的质疑与重构

：刑事证明的理念，就是作为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明实践以及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持和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刑事证明应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和正当性。客观性是封刑事证明的实体要求，相对性是封客观性的限定与补充，正当性则是封刑事证明的程序要求。刑事证明的“三性”体现了立法者封秩序、人权、真实、公正以及效率等价值的追求，但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经常涉及封多元价值进行平衡的问题。     

从检察角度谈刑事和解的问题及应对

刑事和解制度对于保护刑事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检察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还需要研究和解决检察机关定位不清晰、影响办案效力、赔偿数额难限定、和解协议效力认定等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和解的功能价值。     

论刑事司法的合情理性

“情理”是指“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无特定内容及表现形式，具有潜在行为规范作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因刑事立法、司法过程的民主性、刑事司法者情理推断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与情理间客观存在着紧张关系。我国刑事司法应合乎情理。合乎情理的刑事司法在最大限度地弥补刑事法律规范固有缺陷的同时能获取司法认同。为降低执业风险，刑事司法者在加强刑事司法过程情理色彩的同时应综合法律规范和情理来推定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犯罪客观方面，并在法律适用时兼顾情理。     

发挥刑事检察职能 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

随着我国刑事犯罪态势的变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发挥好刑事检察职能，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出发，可以发现基层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仍存在办案思维固化、恢复性司法功能履行不充分、“四大检察”融合度不高的问题，应聚焦更新刑事检察司法理念，激发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以横向一体化提升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的质效，进一步深化刑事检察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为推动和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建构简论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对于研究犯罪构成具有前提性意义。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三个基本前提的认识。犯罪构成不是法律，而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具理论。犯罪构成的机能包括工具机能和理论机能。前者又分为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后者又分为整合机能，体系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包括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犯罪构成模式的评价标准是：是否适当解释，是否支持评价，是否和谐，是否经济。而且，这四个方面之间存在主次顺序，不可等量齐观。     

程序正义的重心:刑事侦查程序论--兼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侦查程序中充斥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衡平,为此,侦查程序的架构必须突出程序的限权功能和体现程序的控权性,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置制约国家侦查权,防止其误用、滥用,危害人权。为此,侦查程序的发动、运行和终结始终应当受到程序法的严格控制,必须依循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宪法制度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法律变革的需求,首先是对宪法变革的需求。我国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和宪法监督方面还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宪法变革的重点,一方面是完善财产权的保护,重新确认公民的罢工权和迁徙自由权等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是通过建立宪法法院,推行宪法诉讼制度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略论中共十六大的历史地位

从历史的比较、国外媒体的反响、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大会的过程和通过的政治报告等角度分析,十六大是一次成功的、顺利的并有新的理论建树的党代会。其理论贡献堪与党的七大、十五大相比。十六大将以其成功和真正继往开来的特点,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土地使用权流转若干法律制度设计

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已使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主要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改革显得十分迫切。现代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以效率优先计,应当构建包地大户的设备、技术强制认证制度和优地使用重税制度;以保障公平计,应当构建包地大户风险金政府提留制度,由国家统一土地流转合同文本,并同步建设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     

《食品安全法》之食品召回制度适用研究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对我国食品行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无疑产生重大影响,切实保障了食品行业的规范运行,尤其是其设定的相关制度,如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和评估制度、食品召回制度等,从法律层面上对食品安全加强了规范和监管。本文主要分析第53条确立的食品召回制度,从这一制度的立法动因出发,介绍了有关食品召回的相关概念;通过对本条的解析和对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仍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对我国食品召回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提出建议。     

论商事公告主体的变革

本文从商事公告的定义开始分析,抓住商事公告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保障交易安全,并结合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以及商事公告的效力问题得出将商事公告主体由国家机关转向商主体是大势所趋的结论。     

论强制执行对象的有限性

执行对象是有限的。其表现为:某些执行案件中只能对被执行人有限责任范围内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有条件的可以对人身进行强制执行;对某些行为、不作为不能强制执行。违反执行对象有限性的救济措施。包括撤销执行、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