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课予义务诉讼——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形式

行政不作为对行政相对方权益造成侵害的情况日益严重。借鉴域外经验,从诉讼经济原则出发,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宜适用课予义务诉讼。课予义务诉讼可分为不纯粹的不作为之诉和纯粹的不作为之诉两种,分别适用不同的诉讼要件、审理方式和举证责任。对课予义务诉讼,法院可作出履行判决或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     

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看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

行政诉讼确立后的数十多年，行政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冲突、协调等因素均在行诉领域中得以展现。二者的相互关系贯穿于行诉的整个过程，正确认识和处理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对于全面贯彻实施行诉法有着重要意义。     

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看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

行政诉讼确立后的数十多年,行政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冲突、协调等因素均在行诉领域中得以展现。二者的相互关系贯穿于行诉的整个过程,正确认识和处理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对于全面贯彻实施行诉法有着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判决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与妥协

本文在对司法权和行政权重新界定的基础上,旨在对行政诉讼判决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剖,并以此为契机,探求相关的解决办法,使司法权和行政权能够得到合理配置。     

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定位之我见──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司法权的行使具有极为被动的特征,而行政权则具有主动性和扩张性,由此产生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诉讼中,行政权与司法权既有基于法律规定的相互渗透,也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超越。对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进行定位分析还涉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审理根据等问题。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     

亲子鉴定诉讼中的检查协助义务

从一个案例引出目前我国亲子鉴定中检查协助义务存在的司法困境,同时对我国现行关于亲子鉴定中检查协助义务的现状和相关的法条进行梳理分析,借鉴其他国家对亲子鉴定诉讼中的检查协助义务的立法经验并结合自身从事司法鉴定工作的实践,深入探讨在亲子鉴定中检查协助义务中应当注意的相关问题,提出对我国亲子鉴定中的协助义务进一步完善的初步构想.     

论医疗纠纷诉讼中的证据协力义务

由于医疗活动的高度专业性，因而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存在证据偏在、医患武器不平等严重问题。证据协力义务是居于“准确”、“公正”、“和谐”、“效率”等的价值基础。共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适用具有正当性。建议通过医疗机构的阐明病历义务，对证人、鉴定人违反证据协力义务的制裁，证人拒绝提供证言权等规范来弥补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的结构性缺失，以增加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规范的可预测性。     

论医疗纠纷诉讼中的证据协力义务

由于医疗活动的高度专业性,因而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存在证据偏在、医患武器不平等严重问题。证据协力义务是居于准确、公正、和谐、效率等的价值基础,其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适用具有正当性。建议通过医疗机构的阐明病历义务,对证人、鉴定人违反证据协力义务的制裁,证人拒绝提供证言权等规范来弥补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的结构性缺失,以增加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规范的可预测性。     

对行政赔偿诉讼与涉外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行政赔偿诉讼是《行政诉讼法》的必要组成部分,作为诉讼赔偿程序不可或缺。同时,行政赔偿诉讼要突破现有的行政赔偿原则和范围,以期最大限度地保障相对方合法权益;此外,由国际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涉外行政诉讼案件要求我们细化《行政诉讼法》中的涉外行政诉讼程序,明确涉外行政诉讼准用民事涉外诉讼程序的部分规定、明确几类常见涉外行政案件的诉讼程序。     

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以宋福祥案为视角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在我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宋福祥不作为故意杀人案的分析来探讨我国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来源。本文认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和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而不包括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所引起的作为义务。     

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困境——以涉诉信访为视角

目前，涉诉信访已经反映出我国司法公信力降低的问题，如何恢复司法公信力，重建法律的公平、公正已经成为当前司法领域的关键问题。本文主要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博弈角度来探讨这两种不同的解决纠纷机制如何能够实现良性互动，使社会纠纷能够在制度范围内解决，这是解决目前涉诉信访问题的根本所在。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解读——以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界限为视角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构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调。一般地讲，司法监督和制约的领域越广泛，就表明行政法制化的程度越高。但若过分地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反而拔苗助长。而在法律实践运作中，正因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两权间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如何确定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则试图从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依据入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探讨“界限”这一问题。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解读——以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界限为视角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构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调。一般地讲,司法监督和制约的领域越广泛,就表明行政法制化的程度越高。但若过分地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反而拔苗助长。而在法律实践运作中,正因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两权间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如何确定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则试图从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依据入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探讨"界限"这一问题。     

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的完善——兼谈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现行立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具有撤销诉讼一体主义的特征,未来应从诉讼类型的角度完善行政诉讼规则,从而完善包括起诉期限在内的时效规定。具体而言,撤销诉讼继续适用现行立法规定的起诉期限;由于拒绝行为产生的给付诉讼也应当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而消极不作为给付诉讼可以考虑适用公法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诉讼时效)或者权利失效制度予以规范;确认诉讼不需要规定起诉期限,而是通过诉的利益和确认诉讼的补充性规则防止原告滥用诉权。     

日本预防接种事件中的因果关系——以判决为中心的考察

预防接种不可避免会产生不良反应。受害者能够获得救济的前提是预防接种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日本法院在医疗事故诉讼中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对预防接种领域影响深远。日本预防接种事故诉讼包括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和行政诉讼,法院通过判决的形式分别对因果关系的立证标准、判断要件、举证责任等作出了充分细致梳理,可以为我国建立预防接种领域综合救济体系提供借鉴。     

行政诉讼法修改与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完善

行政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也是规范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施行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全面确立,但经过二十三年的司法实践,其与当前社会发展与现实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不断增多,其中,有关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职能作用问题就亟须进一步明确。目前,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提上议程,为深入地探寻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立法方向,强化检察机关行政检察监督职能,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以"行政诉讼法修改与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完善"为题,对行政诉讼法修改与行政检察监督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与责任——以《德国电信媒体法》为视角

《德国电信媒体法》是世界上最早针对互联网服务制定的单行立法之一。该法重点规定了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履行的义务。这些义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义务。这类义务又可进一步分为一般信息披露义务和特别信息披露义务。另一类是服务提供者对用户数据保护的义务。同时,该法还明确规定了违反义务应承担的责任。这些义务和责任的规定有助于互联网使用者权益的保护。德国的立法实践对我国当下加强互联网立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行政诉讼救济范围之拓展——“行政处分性”之理论解析

尽管日本在2004年修改《行政案件诉讼法》时没有对行政诉讼(抗告诉讼)的对象予以明确界定,但从修法前后最高法院的若干判例来看,却出现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逐渐拓宽、国民可以以此获得司法救济的领域愈发扩展的趋势。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早期判例所确立的基本公式的否定。相反,它是在尊重判断定式的前提之下,通过不断尝试具体的法律构造解释才得以逐步实现的。而在这一演变过程当中,行政处分性理论,厥功至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安全保障义务性质辨析——以第三人侵权的安全保障义务人补充责任为视角

第三人侵权的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有三种情形:违反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法定的安全保障合同义务,由赔偿权利人选择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违约责任还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违反法定的除合同义务以外的其它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后,其追偿的数额应以不超过侵权第三人可能赔偿的数额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