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的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

众所周知,司法实践中一向提倡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证据为准绳,然而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亦是从旧制度中的有罪推定、合法刑讯而转化为当今的无罪推定,即在无证据的前提下,首先推定犯罪嫌疑人为无罪,这与实事求是又有显然的区别,如何统一并协调这二种原则的使用,便是本文的尝试讨论。二者虽有不同,但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     

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性思考

本文从认识论与价值论两个角度对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进行分析,认为长期以来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真实"观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而"法律真实"观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同时又符合我国当前主流诉讼价值观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倡以"法律真实"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并在结论部分将此标准进一步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论无罪推定与相关制度的关联

无罪推定在中国首先是支持与反对之争,即使在支持一方中也对无罪推定的内容有不同的认识。无罪推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条文表述,更重要的是通过具体制度的构造,使这一原则具体化。本文将从无罪推定的内容入手论述无罪推定的具体制度要求,以期使这一抽象的原则具体化。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法治社会是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刑事司法更文明、人道、民主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目的，尤其是无罪推定原则因其为国际刑事司法最低标准之一而成为诸多国际公约与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原则，而这些公约与国际法律文件中，有不少是我国已加入或即将加入的，根据国际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我国没有理由拒绝无罪推定原则。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确立完整的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中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与背离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从法理上明确否认了过去长期实行的有罪推定做法。但是,由于司法人员在执法理念、执法作风等方面存在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还具有不完整性。司法人员要牢固树立起人权理念,对无罪推定具备正确而深刻的认识,这样才会在刑事审判整个过程中体现公正审判的原则。     

有限责任：规范属性与悖反规则

有限责任制度作为一项体现公司法对股东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的规则,并非属于强制性规范,而是一项典型的赋权式规范,股东出于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而自愿承担无限责任的行为不应受到否定性评价;在各国公司法上,针对有限责任发展出的悖反规则,尽管在个案上可以获得否定股东有限责任的结果,但这些规则并非要颠覆有限责任作为公司制度基石的作用,而是为了更好的发挥这一制度独特价值。     

契合与悖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比较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在物质条件、社会秩序结构、法律文化本位、法的人性基础以及对法本身的认识等方面存在着悖反与冲突，而在刑罚的谦抑性、对权力的限制以及人权保障等方面又有相契合之处，但冲突与悖反是二者关系的主要方面。应当在现代法治理念指引下，积极探索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现代化路径，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以适应中国现实制度建设的要求。     

反全球化与全球化：价值观的悖离

20世纪90年代,反全球化运动兴起,使全球化有了一个直接而外在的“对手”。反全球化与全球化的冲突,体现着价值的对立。全球化问题及其负面价值,恰恰构成反全球化运动兴起发展的根据。审视21世纪的发展,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将在二者的相互规约、相互制衡中,通过其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实现在反全球化的批判声浪中,全球化将呈现出理性、公正、可持续化发展状态;而全球化的规范性运行,也会萎缩反全球化运动的生存基础与发展空间。二者的矛盾展示可能孕育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进步。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民事上的宣告死亡可以作为刑事上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兼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文章从我国首例民事上的宣告死亡作为刑事上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案件引起的争议谈起,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客现真实和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客观缜密地辨析透视后,进一步引申和论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采取的现实标准：承认客现真实的证明程度是刑事诉讼证明的理想境界前提下,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理念,兼采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有助于缓解刑事诉讼证明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期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有所启示。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探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发展,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     

客观事实、案件事实与法律事实之辨析——法文化解释学的重新解读

本文从"事实"的概念出发,以法文化解释学的方法,从"理解的理解"的立场出发,重新界定"客观事实"、"案件事实"、"法律事实"三个概念,希望能够以此厘清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对民事诉讼法上的"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有进一步深入的认识。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创造性内涵与历史地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理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所取得的两大主要成果.这两大成果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实事求是思想理解上的变化.对实事求是思想的创造性阐释,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贡献,也是邓小平哲学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根本标志.     

实事求是思想与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基础教育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边区教育事业,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指导思想也经历过反复和曲折,对于教育“正规化”认识的深化就是一例。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逐步确立,边区教育越来越贴近、深入边区实际,新民主主义教育在纠偏中得到发展,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说易做难的原因分析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易做难的原因在于未能正确认识客观实际与主观实际,在于未能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于官僚主义作祟。     

法律真实与新闻真实的矛盾冲突

在新闻侵权案件中,媒体往往因“失实”而败诉,关于新闻真实和法律真实的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从新闻真实和法律真实的矛盾冲突以及新闻真实的特性探讨媒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对新闻真实的法律意义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以事实为根据"的法理解读 --与袁红冰教授商榷

质疑"以事实为根据"的若干论说本身就经不起质疑.案件事实是一个没有被界定清楚的模糊概念,它不仅指客观事实,也可指确证事实和法律事实.客观事实在诉讼中不可把握,但导源于它的确证事实和法律事实具有可操作性."以事实为根据"是支持法治的原则,我们应当在分析的基础上坚持它.     

我国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二审发回重审制度在实践中引起了被告人被长期羁押、案件久拖不决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分析该制度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予以改进,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客观真实"的诉讼认识论具有理论局限,应从"法律真实"的角度对诉讼中的事实问题进行全新的解读,以重构我国二审制度特别是发回重审制度。     

主观与客观的互动：如何认定案件事实

如何使认定的事实最大限度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 ,法官应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系的哲学之镜

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价值论相统一的哲学镜面对与时俱进的思想进行观照,可见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体两翼"的辩证关系。与时俱进的思想既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理论提升,也是连接两者关系的核心基础和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