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卡里亚对封建刑法的质疑和批判

贝卡里亚之《论犯罪与刑罚》的诞生,具有划时代意义。贝氏对封建刑法进行了质疑,批判了封建刑法的不合理和落后,以罪刑法定反刑罚之随意和擅断,以罪刑均衡反刑罚之残酷,从而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刑法体系。     

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述评

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虽然仅有一二百年,但许多思想家、法学家对犯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贝卡里亚的犯罪学思想在整个犯罪学领域中占据着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作为古典犯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和思想对当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现代犯罪学的研究也当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8世纪的财产与刑罚:贝卡里亚及其批判者

贝卡里亚否认将财产视为自然或绝对的权利,但未正式提倡废除一切私有权。他指出个体欲望能促使每个人积极奋斗,并使财富在此过程中得以扩张,因此认为资源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接受的。这种观点与《犯罪与刑罚》的主旨存在着潜在冲突：更为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对他提倡的刑事司法制度形成至关重要。他的观点受到当时比他保守和激进的人的质疑和批评。保守主义者费尔迪南多·法基内认为等级社会中土地所有者的家族式统治应当得到刑法的维护和支撑。早期社会主义者艾伯·马布利则对贝卡里亚倡导的改革在充满竞争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论边沁对贝卡里亚刑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英国法律家边沁最重要的功利原则和他的立法理论中的伦理计算法大部分获益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边沁还以惊人的毅力抓住了贝卡里亚提出但没有详论的有关犯罪预防与惩罚、废止死刑等原理,对它们作出清晰的定义,并予以借鉴和发展。然而,边沁从贝卡里亚那里所获益的,也仅仅只是任何理论家从本学科先行者那里得到的益处。贝卡里亚只限于讨论刑法,而边沁的改革计划却包括了法律的全部领域。     

共犯体系在犯罪论和刑罚论的比较与检验

共犯体系的向度选择是近年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以立法论为视角,两大犯罪参与体系的价值比较围绕犯罪论与刑罚论的顺序展开,前者由构成要件、违法性与责任构成,后者的核心是刑罚裁定的凭据。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在犯罪论之维的功能评价上平分秋色,但是单一体系支持者在论证量刑合理性时明显缺乏说服力。即便区分体系可能存在刑罚量定的僵硬化弊端,但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平等与相对公平。基于刑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的优位选择,量刑准据的规范性不足将导致单一正犯体系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适用效果弊大于利。就现状而言,正犯与共犯区分制度依然是值得坚守的共犯体系。     

刑法中行为论的源流、学说与定位

对刑法中的行为进行源流、学说与定位的探索,具有对理论与实务的双重推动作用。在行为的诸多概念中,应将社会行为论确立为我国刑法通说。构成要件中的行为要素可采用"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这一表述。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关系表现为:行为是实行行为的前提、行为是实行行为的要素、行为不一定是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限定的行为。行为的体系性定位有行为说与构成要件说之争,行为说主张将行为排除在犯罪论体系之外,更具合理性。     

走向管理主义的刑罚制度：趋势、批判与借鉴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不断加大的犯罪风险,西方国家的刑罚体系中出现了以犯罪群体风险评估为基础的刑罚管理主义模式,具体体现在更"现实化"的刑罚目标、更依赖群体风险评估的"精算司法"、基于风险分类而进行的"选择性失能",以及更加强调流程优化和成本效益的刑事司法。在规避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通过树立分类管理犯罪的理念,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制度,并根据风险等级分别适用多样的刑事制裁措施,批判性地借鉴刑罚管理主义的合理内核。     

论国有资产犯罪与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

国有资产监管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是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现实回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在刑法框架内国有资产的界定须以法律为依据,国有资产产生的非法利益、单位＂小金库＂、国家参股企业的资产与收益皆应归属于国有资产范畴;国有资产犯罪形式多样化,主要包括营利型犯罪、占有型犯罪和渎职型犯罪等,国有资产犯罪与国有资产的非法侵占具有量的区别。因此,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要适时调整刑法规制范围,增加财产刑,明确司法解释对国有资产的范围界定,不断强化国有资产的规制力度与实时政策协同。     

现代化历程与大历史犯罪观——李锡海新著《现代化与犯罪研究》评价

李锡海<现代化与犯罪研究>将大历史观深入到犯罪领域,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解释犯罪的社会性动力机制,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生物学等不同学术范畴考察犯罪,在犯罪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密切关系中把握犯罪的本质及其特征.     

美国刑法（第三版）

著者在题为“全球背景下的犯罪形态发展与刑事制裁方式演变”的该书《第三版代前言》中写道：“在美国‘9&#183;11’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后，我感到有必要启动对犯罪发展问题的研究。”“在最大时空维度上，愚以为可依据社会危害程度等级将犯罪形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形态是20世纪有组织犯罪出现以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犯罪形态，其基本特征是犯罪的无组织性”，     

中医学与古代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是古人对宇宙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恩格斯曾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中医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先秦时期,诸子辈出,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曾将诸子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     

犯罪实行行为论

著者西原春夫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是我的著作《犯罪实行行为论》（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的中文版。正如原著‘前言’中所述的那样，1998年3月13日，我迎来了古稀之年（年满70岁）。     

《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探析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蓬勃发展中已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自身的弊端,面对“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开始质疑并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犹太人问题在本质上属于现代性问题,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的构成维度,犹太精神只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反映。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批判,揭示并超越资本主义“旧”现代性,马克思找到破解现代性难题的出路——人类解放。     

关于修改《刑法》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条款的思考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视人为商品,严重践踏基本人权,导致家庭骨肉分离、妻离子散,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多种措施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拐卖犯罪,拐卖犯罪发案率整体有所下降。根本扭转拐卖犯罪易发多发的态势,深层次破解难题,要扭转盲目、片面同情买主的错误观念,修改相关法律规定,萎缩买方市场,遏制刺激拐卖犯罪发生的驱动力。     

刑事法治:形式与实质之间——评刘艳红教授《实质刑法观》

我国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新一轮的刑法学派之争。《实质刑法观》作为首部回应这一争论的著作,通过对刑法中所有基本问题在法律形式与实质理性对立统一层面上的分析,认为应构建包容性刑事法治国。全书形而上地论述了为何要主张实质刑法观这一核心问题,为刑法发展提供了一条可由之路。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冲突

论文分析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冲突的具体情形,特别强调了冲突的三种类型和具体条款,并从执法部门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费尔巴哈论》中意识形态批判的四个经典论断

《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在晚年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及方法的重要著作。在其中,尽管恩格斯仍然是在否定性的概念框架和解释原则下展开意识形态批判,但是并不妨碍他在破立并举中,对意识形态产生根源、根本功能、构造规律及其本质属性做出肯定性的原理揭示和要义阐释。"意识形态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意识形态是支配个人的国家力量""意识形态总是会对现有的观念材料进行加工和发展""意识形态总是会改造并生成新的传统力量"四个经典论断,集中体现了这些意识形态批判与建构的原理要义,堪称典范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