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亲属拒证权

亲属拒证权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特殊的证据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很多都以成文法或判例的方式承认了该制度的价值。但因为种种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没有确立证人拒证权制度。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更多倾向于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协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亲属拒证权纳入其中就是社会主流观念改变的一个重要体现。然而,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亲属拒证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通过对亲属拒证权概念的厘清,可以对亲属拒证权有进一步深入的了解。     

和谐与秩序:亲属拒证权的理论之维

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以拒证权是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法律文化的优良传统与现代世界各国诉讼立法的普遍做法,但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亲属拒证权一直未见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对东西方容隐法制的比较与分析,抽象出两者共通的和谐与秩序的价值追求,以期为当今中国建立起符合实际的亲属拒证权规则提供可资参评的理论支撑与根本理念。     

和谐与秩序: 亲属拒证权的理论之维简

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以拒证权是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法律文化的优良传统与现代世界各国诉讼立法的普遍做法,但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亲属拒证权一直未见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对东西方容隐法制的比较与分析,抽象出两者共通的和谐与秩序的价值追求,以期为当今中国建立起符合实际的亲属拒证权规则提供可资参评的理论支撑与根本理念。     

从“亲亲相隐”到亲属拒证权

亲属拒证权无论在我国历史抑或外国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人权的保护,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乃至于对一国法律制度的顺利运行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现行亲属拒证权制度具有合理性,但是应该在拒证的范围、主体和形式等方面加以变动和限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法律体系的运行。     

对法不容情的批判性解读——以容隐制度与亲属拒证权为视角

通过对中国的容隐制度和西方的亲属拒证权进行考察发现,亲属容隐制度与西方大多数国家所规定的亲属拒证权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这项制度在建国后被当作封建消极的东西予以摒弃,但是在当代中国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回归的现实基础,应当在立法中重新设立这一制度。对“法不容情”应作批判性的解读。     

亲属免证权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亲属免证权含有丰富的法律价值,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还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但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却是空白。应借鉴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和西方国家亲属间拒证特别制度,在我国将来修改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亲属免证权制度,以期发展、完善我国证据制度。     

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权制度研究

证人拒证权是刑事诉讼中证人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证人拒证权存在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 ,应就拒证权的主体和立项范围及实现程序设计我国证人拒证制度。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探微

赋予证人一定条件下的拒证权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我国在这方面立法欠缺的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有关证人拒证的立法例，设立拒证权制度的法律理念，并为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议。     

证人拒证权制度价值研究

赋予证人一定条件下的拒证权,不仅是我国古代早有相关的立法制度,而且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通行做法。证人拒证权制度的设置,对于维护社会人情伦理关系、特定职业的存在、人权保障机制的建立以及保守国家秘密有着深刻的价值意义。这对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设立证人拒证权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证人拒证权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现代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普遍予以规定,但目前我国还未予采纳。我国应当引入证人拒证权制度,这是继承传统法律文化、适应社会观念变革的必然要求。应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参考和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坚持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的证人拒证权制度。     

对探望权立法的法理分析及其完善

婚姻法修正案设立了探望权制度,填补了婚姻家庭制度的空白。但经过几年的实践,探望权仍很难以实现。而身份权与物权等其他权利有着迥乎不同的自身特性,因此探望权的完善应当在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影响和探望权特殊性的原则下进一步完善。     

宅基地使用权保障机制研究

文章从集体组织、家庭成员以及征地补偿三个方面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保障机制进行了论述,分析了现行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指出通过赋予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审查权、发挥村民的监督作用和加强责任追究等方式完善集体组织内的保障,通过明晰户的内涵和分户的条件完善家庭成员间的保障,通过认定公共利益、完善征收程序以及健全补偿制度来保障征收中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权益。     

论侦查程序中的辩护——基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视角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侦查程序中的辩护与审判中的辩护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的辩护较为落后,这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有碍司法公正.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对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作出了规定,我们应予以借鉴,以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制度.     

公诉权制约之比较法考察

适当起诉事关国家惩罚犯罪的能力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为规范公诉权的适当行使,各国都从起诉条件和审查程序上对提起公诉加以控制,并对不起诉裁量权从程序上加以制约。公诉机关既要对拟提起公诉的案件着重从证据标准上进行审查,还要将起诉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宜放低,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机制还应完善。     

关于沉默权制度建立的法律探讨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自证其罪 ,可以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的权利。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刑事诉讼立法上都规定了沉默权。采用沉默权制度有利于保障人权。随着我国《宪法》的修正 ,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应该相应引进沉默权制度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     

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

任意性和真实性是口供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的诉求和对口供特征的尊重,既要首肯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权力,又要通过限制“权力”或扩张“权利”,寻求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的平衡。口供作为追究犯罪的重要裁判证据在侦查程序中的获取具有社会安全秩序意义上的正当性,但考虑到口供获取过程的特殊性,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应当对口供获取的原则、方式、时间、地点、程序等予以全面规制。沉默权是讯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辩诉交易则又是犯罪嫌疑人打破沉默、自愿供述的激励机制。一套完整的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于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时予以构建。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简易程序是以被告人部分权利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决定了简易程序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保障了被告人一部分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其另一部分的权利。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保护存在诸多问题,结合相关国际条约及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应从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建立公诉人出庭制度等方面加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的反悔权

被追诉人的反悔权是否应当设立、如何设立,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中备受争议。无论从司法文明、司法契约角度,还是从制度本身,以及实体和程序要求,反悔权的设置均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之义。反悔权是专属于被追诉人的权利,在行使时可能导致权利滥用、司法效率降低和资源的浪费,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以及被害人利益的救济其实并无实质性负面影响,而在当前司法环境并未给被追诉人多少“反悔适用空间”的情况下,反悔权应作为一项诉权被一般性认可,而非作为例外适用。因此,对反悔权的限制也不应当过大,而应针对由反悔权产生的具体矛盾,主要在适用前提、适用时间以及适用次数上进行限制。     

从集体协商到集体谈判的转变

为了与国际接轨建立自己的集体谈判制度,实现从目前的集体协商制度向集体谈判制度转变,我国应当建立强制性的集体谈判程序,确定适宜的谈判单位,发展自己的谈判结构并尊重当事人确定集体谈判代表人权限的权利。     

侦查程序中的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侦查程序中权利保障机制的建立应遵循法制国家程序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完善权利保障机制 ,应建立司法审查机制、科学的羁押制度和完善的救济机制 ,并且要科学界定侦查阶段辩护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