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的重要影响。     

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他分析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力与可行性,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在东方--日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敌人;日本属于“中间地带”,是联合反霸的对象。提出了对日外交策略:新中国建立以后,和平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严厉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主张宽容今天的日本;以宽松的民间外交打破中日外交的僵局;面向未来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在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日于1972年恢复了友好的邦交关系。     

日本鸠山内阁的经济政策及其前景

在全世界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背景下,H本发生了政权更迭,刚刚执政不久的民主党政权鸠山内阁将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正成为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经济政策也是考验民主党与鸠山内阁执政能力、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     

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以解决日本战犯问题为例

20世纪50年代,尽管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却已经开始.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妥善圆满地解决了日本战犯问题.它不仅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更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形象传到了日本,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遗产,新中国解决日本战犯问题通过中国官方与日本民间的关系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将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中日关系演变与习近平对日外交战略

中日关系,向来是中国所面对的重要而复杂的双边关系与周边关系之一,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居于重要位置。面对中日关系的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同志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高度不断进行新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对日外交的新理念、新路径,从而形成了习近平对日外交战略。它既是中国对日外交的总体安排,也是指导方针。     

中国古典文学与中日邦交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交往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不仅在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也往往给当代中日关系战略研究以生动图景式的启迪,对当代中日外交工作也具有重要价值.温家宝总理曾访日展开“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创作吟诵汉俳,沟通两国民众感情,努力破解中日关系暂时出现的困局,体现了中国“维护稳定、谋求合作”的对日外交政策.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外交和日语翻译专业的学生,以及社会媒体从业人员和外交战线的官员,理应加强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以利于中日外交事务实践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回顾

在复交以来的中日关系历史长河中,尽管一再出现曲折、低谷、令人不愉快的历史时期,但周恩来、邓小平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中日两国领导人所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为未来长远的中日关系指明了历史大方向。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在＂脱苏入欧＂的同时并未＂脱亚入欧＂,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国身旁出现了一个从战败废墟上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日本。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始于1981年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迄今已举行了31届年会,成为中国学习日本发展经验和中日相互交流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从1979年到2006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等对华经济援助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利,是一项双赢的事业。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二战后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使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受到挑战应该说是好事,这会促使日本人平等地对待中国,但日本人也不必因为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被中国超过,而使它的感情文化从＂希望＂变成＂恐惧＂,日本国民应以理性态度对待邻国与世界的变化。     

关于麻生内阁执政期内中日关系发展分析

麻生内阁执政期内在中日关系上延续了友好发展态势：政治上高层互访不断、各级政府交流频繁；经济互惠关系继续发展、众多领域合作加强；社会各界联系增多、国民相互了解加深。中日关系发展良好的原因有：中日两国的重要性超出人们的想象，重视中国市场成为日本朝野各界的共识，抵御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需要中日加强合作。中日关系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一些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抹黑中国食品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等。尽管中日关系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友好发展是主流，未来前景是光明的。     

民主党执政以来中日关系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中日关系长期存在着诸多挑战和矛盾。日本民主党执政以后，有些矛盾相对柔化，有些矛盾并无实质性改变。2010年9月的撞船事件激化了两国固有的一些矛盾，中日两国一度在政治、经济和海洋巡查领域形成激烈对峙状态，双边关系陷入新的低潮。两国关系中结构性矛盾、领土矛盾、军事矛盾、经济矛盾等挑战凸显。与挑战并存，中日两国关系面临诸多新机遇，日本“3·11”大地震既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成为中日关系转好的契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灾害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和大力支援，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国关系，由此抓住机遇，连动开启了两国关系中的一系列转机。但中日关系的矛盾毕竟十分纠结、复杂、深化，两国关系很难在短时内根本好转。     

影响中日关系之因与改善中日关系之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持续徘徊不前。中日关系受困,不符合双方利益。改善中日关系是中国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战略的重要一环,考验着中国外交的能力和智慧。为此,保住"经热"是维系中日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民间文化交往是提升中两国关系的情感纽带;利用大国关系赢得主动是摆脱对日被动局面的战略关键;在地区合作上达成更多的共识是盘活中日关系的良好契机。     

中日邦交的恢复与日台“外交”关系的终结

本文从历史学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中日恢复邦交与日台“断交”的基本过程,指出日台“建交”是冷战初期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中日关系被严重扭曲以及朝鲜战争热战之形势下的产物,对于一向讲求实际的日本民族来说不会过于长久;中日邦交的实现,凝聚了两国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给中日两国带来的不仅是历史恩怨得到化解,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行为的双方受益。     

万历四十七年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浙直总兵”考

明天启元年（1621）,明朝使者单凤翔一行渡海到达日本.单凤翔带来了两年前明朝“浙直总兵”申致日本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外交文书,试图就海盗问题与日本德川幕府进行直接交涉.关于这一“浙直总兵”投书德川幕府事件,明朝方面的史料难以考见,日本方面却留有颇多相关记录.但是,关于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王姓“浙直总兵”,日本方面的史料不明其人,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也均未对之做过相关阐释.文章试对该“浙直总兵”做考述,并因以管见当时中日交涉之一端.     

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前景

进入新世纪,伴随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日本对外战略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2005年以来小泉内阁加紧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造成日本同中国等亚洲邻国关系更趋恶化。中日关系的改善还需两国付出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     

蒙古国多元外交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冷战后蒙古基于国家利益考虑,确立了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其中,与俄中两国的关系、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及与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构成了蒙古外交格局的三个不同层次,即与俄中两大邻国保持"等距离"关系是其外交格局的基础;与"第三邻国"发展双边关系,确立外交格局的"多支点";参与各层次的国际机制,谋求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再保障"。蒙古的多元、平衡外交对地区格局的影响较为复杂,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加以考虑的。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特点和意义

本文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作为规范当今外交关系中包括外交特权在内的最基本问题的最完整、最全面和最具权威 ,就世界外交关系而言其意义仅次于《联合国宪章》的立法性国际文献来介绍和评述。文章分别评述了公约的诞生背景 ,特点和内容 ,作用和意义 ,同中国的关系以及国际社会的执行情况。     

论驻外使领馆的调研工作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外交的地位与作用没有因新闻媒体的挑战和首脑外交的活跃而降低。驻外使领馆的外交调研是外交决策的基础工作,是为外交决策服务的。本文主要论述外交调研工作的重要性、驻外使领馆不同的外交调研的要求与分类、调研工作的一般规律和对外交调研的基本要求。     

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基础；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调整了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冷战结束后，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大战略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     

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政府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努力

(本文主要根据外交部新开放档案撰写)万隆会议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领导人注意到朝鲜战争期间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的行动及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的战略性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政府积极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来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局面。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活动为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所突破。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外交方略

中国抉择"和平崛起"之路,昭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宣言。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崭新的大国崛起的模式。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有: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确立"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争取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平崛起"的中国外交要正确把握发展、主权和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要致力于国际机制化生存和发展;要正确把握与处理中美关系;要正确把握"和平崛起"与祖国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     

传统文化与中国领导人对外观新探

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外观具有先进性和进步性。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新,对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