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

我国法律对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侦查终结及法院判决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大体按照法院定罪要求来掌握公诉证据标准,但对某些案件证据标准的把握宽于法院判决的证据标准。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同于或基本同于判决标准。     

关于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显然具有不科学性,缺乏具体操作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对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思考

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相对美国“高度盖然性规则”或“51%规则”,我国对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过高。笔者认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可以低于有罪判决的标准,特别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更应当起诉,而不必规定过高的证据标准。     

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探讨

本文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采用的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的立法意图及主要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分析比较其共同点及区别 ,得出了起诉证据标准与诉讼模式及各国法律文化历史传统紧密相关 ,并由其决定 ,但应该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这一结论。鉴于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之间相互融合、吸收 ,取长补短这一趋势 ,两种起诉证据标准之间的界线也日渐模糊 ,呈现出融合的趋势。通过考察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证据标准的现状 ,分析其利弊 ,认为必须重构我国的起诉证据标准 ,结合我国国情 ,兼采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取其之长 ,补其之短 ,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对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理解

刑诉法第141条对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作了规定，即“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要正确理解起诉的证据标准，首先要和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相比较。刑诉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有罪判决，”从表面看两法条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从表述上基本一致，检察机关的证据标准应该等同于审判的证据标准，我们的目的就是将被告人交付法庭审判，如果我们掌握的标准不同于法院的标准，证据就无法得到法庭的认可，缺少证据的事实也不能够被法庭认可，因此，检察机关的诉求就不会被法庭支持。然而这种标准使检察机关在起诉时过于慎重，担心可能在适用相同的标准却作出与审判机关不一致的“错误”的决定，     

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

公诉是现代各国追诉犯罪的主要方式,公诉的证据标准是控诉机关行使权力时重要的标准。公诉证据标准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起着履行公诉职能、引导侦查、统一公诉和保障人权等多种功能。随着我国对证据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公诉证据标准日益成为法律界以及检察机关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文章通过中外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对比,认为我国现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应调整为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即控方单方认为证明达到了高度盖然性。同时,还应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来掌握起诉证明标准的高低,对重罪案件,只要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应当接受法庭审判,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即可提起公诉。     

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

我国刑事证据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证明标准之中,是从过去注重外在的、客观化的证明要求走向重视裁判者内心确信程度的重要立法尝试。这种立法尝试既不是对"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简单解释,也不是要降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而是从裁判者主观认识的角度重新确立裁判者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刑事证据法尽管仍然保留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形式化证明要求,但其内核已经被"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所取代。     

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及其司法审查比较研究

法、德、日、英、美五国刑事诉讼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之所以都比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低,有其特殊的原因;为了防止无根据地决定起诉或者恶意追诉,法治国家普遍要求对重罪案件在决定起诉之后、实体审理之前进行司法审查,公诉证据标准不仅是控方自行掌握的“行业标准”,而且是一种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的“法定标准”,达到这一标准是国家要求被告人在公开的法庭上回答指控的前提条件;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与定罪的证据标准相同,而且不受司法审查;中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和证据规则以及防止错诉、错判的现实需要,决定了中国应当坚持而不应当降低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     

论经济犯罪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经济犯罪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分为三个层次：即对有可能判处死刑的经济犯罪案件适用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对一般经济犯罪案件适用接近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对举证倒置的案件适用合理相信的证明标准。     

论诉讼证明标准的二元制

本文对我国法学界现存的一元制诉讼证明标准理论提出质疑。文章在介绍了美英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多元证明标准之后,分析了我国三大诉讼法有关证明要求的规定,同时剖析了一元制证明标准的理论依据。文章详细论述了我国建立二元乃至多元诉讼证明标准的事实基础及理论依据,指出在我国不同性质的诉讼中,应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移植了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组成部分。然而,“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仍然以“融贯论”作为“真实”的标准,有未肃清的客观真实情结。融贯只是案件事实“真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在真理观和价值观方面大异其趣。我国证明标准应从“融贯论”标准向“真”之信念观、从价值中立向道德责任、从实证主义向社会构建论转变。     

"零口供"贪污贿赂案件的证据审查

贪污贿赂犯罪"零口供"的现象日益增多,检察机关在审查该类犯罪"零口供"的案件证据,应当形成一个认识:现代司法理念对定罪的证据要求是案件中所有的证据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同时把握认定涉嫌犯罪的"定罪慎重原则"和审查起诉的"证据确实充分原则";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辩解的审查分析,对证据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的审查,对证据的不一致处的细微审查和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合理定位及实践意义探讨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应当采用何种证明标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从目前实践来看,已经出现了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呼声和做法。本文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英美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以及对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情况的实践考察,揭示了两种证明标准在功能实现上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一种辅助性证明标准的观点,并阐释了其实践意义。     

“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证明标准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为“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之规定。“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证明标准应当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符应。实现个案正义需要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等学科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协作,对任何案件的判处都必须达到法定证明标准。针对是否具有索取、收受行为;是否具有上下级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财物是否价值三万元以上的案件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认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则需要综合全案证据,结合经验法则,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     

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缺陷及重新定位

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一种高标准的证据标准,本文从现行证明标准过于追求客观真实、起诉标准等同于定罪标准等方面提出了存在的缺陷,进而从证据的主观、客观及诉讼预测角度,提出了重新定位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思考。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民事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本文介绍了几种主要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考察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多元证明标准 ,分析了我国传统证明标准的缺陷 ,认为我国应建立多元制证明标准 ,并提出了具体的建构设想。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探析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证明标准规定过高,检察机关就很难有效地控制犯罪,导致安全价值的缺失,因为标准过高使很多刑事案件的证明程度难以达到,导致无法提起公诉而使犯罪嫌疑人无法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如果证明标准规定过低,会产生不当起诉,这样就容易使检察机关起诉失败,同时无罪判决率过高也会导致公诉效率的低下和司法资源的浪费等现象。一、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现状我国提起公证明标准的法定条件有三条:(1)犯罪事实已经查清;(2)证据确实充分;(3)依法应当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