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迈上了科学的发展轨道。但由于当前转型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宏观制度、文化环境中仍存有一些不利于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因素,诱发了很多矛盾与问题。对此,我们应全面总结、吸取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坚持正确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要以规范权力运行为目标,以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为核心,以发展党内外民主、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落实反腐倡廉责任为突破,以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为支撑,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健全和有效运行为重点,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人与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视界

"人"和"社会"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尽管马克思没有提出"公共性"概念,但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生成、嬗变中无不散透、折射出其丰富的公共性思想。理论上,人与社会的相互生成构成了马克思公共性的图式;现实中,"现实人的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人"是公共性的真实出场;历史上,共同体的社会形态演进过程正是公共性的生成历史。可以说,人与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开启了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视界。     

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     

群众路线的历史逻辑与发展路向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群众路线具有丰富的东方民主特色、鲜明的人民民主性质与积极的民主政治色彩。群众路线在倡导主权在民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主张采用更为积极的民主姿态与举措以实现人民主权。加强党的建设、优化政治制度设计、创新人民主权表现形式、加强社会舆情引导,是当前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着力点。     

近代西方国家观念的逻辑与谱系

从城邦时代到启蒙时代,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近代国家观念逐渐形成并确立。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主张,国家被近代思想家赋予积极与消极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各持极端立场,分别将国家干预和社会自治推向极致,而自由主义则居中而立,既承认政府的作用,又相信社会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考察了国家的形成过程,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和国家职能重新回归社会、国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并指出在国家消亡之前,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新型国家形式将发挥其内在作用。西方国家观念更迭的历程说明,只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符合客观规律的国家观才是最好的国家观。     

理论、历史与实践：政治监督的三重逻辑

从理论看,政治监督是与特定政治制度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制度安排,遵循权力制约监督的内在生成逻辑,推动掌握和行使权力的权力机构及其成员聚焦党的政治属性、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着力发现并纠正政治方面的突出问题,确保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的贯彻执行和有效推进。从历史看,政治监督古已有之,中国古代通过监察官员执行法令、忠诚履职,达到去疴除弊、整肃纲纪、彰善瘅恶、稳定朝政的目标;西方社会通过分权和制衡来遏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保证政体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加强政治建设,完善党内监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从实践看,近年来的实践探索成效初显,但是在政治监督的认识、定位、方法及人员队伍能力素质方面存在薄弱环节,还需持续探索政治监督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历史形态与实践逻辑

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中国共产党必须带领人民持续开展伟大的斗争。但新时代我们党所进行的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呈现新的历史形态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具有新的历史任务、新的方略设计、新的斗争重点、新的斗争内涵、新的斗争样态,要赢得这场伟大斗争的最后胜利,就必须自觉遵循伟大斗争的实践逻辑和基本规律,发扬斗争精神,讲求斗争策略,善用法治方式,把握斗争导向,坚持底线思维。     

百年大党干部教育培训的历史逻辑与前进方向

探寻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成功秘诀,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重要因素之一。作为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工程,干部教育培训承担着组织塑造的功能,不仅是提升干部队伍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的渠道,也是实现干部队伍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和执行政策的前提。百年大党通过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构建起强大的革命先锋、建国精英和执政骨干,推动着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为完成各时期的历史使命而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高素质干部队伍。     

论中国协商民主选择与建构的历史逻辑

协商民主作为近代中国内生的民主形式,不是按照某种民主理想和民主模式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救亡与启蒙的实践中应对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遵守救亡与启蒙的内在逻辑,领导各革命阶级和民主党派团结救亡、民主合作,把协商民主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统一起来,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以近代中国社会中心力量转换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和社会中,从古至今都存在一种居于中心地位、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心力量。作为中心主体,它通过对中心理念、中心制度和中心过程的形塑,构建了一种中心主义的国家形态,也因之成为中国这个中心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机制。晚清之际,在士大夫分化蜕变后,近代军队以其现代性和组织性暂时充当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心力量,实现了社会中心力量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次转换,即从士大夫到近代军队的转换。民国成立10年之后,国共两党的崛起,使社会中心力量由近代军队向政党的转换成为必然。但是,国民党取代北洋军事集团,仅是社会中心力量从传统到现代第二次转换的过渡阶段,即半政党半军队阶段;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才完成了社会中心力量第二次转换和中国中心主义国家的现代转型。两次转换都体现了中心主体、中心理念、中心制度和中心过程的变革和发展,清晰地彰显出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变迁逻辑。社会中心力量的存在及其转换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乃至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本文尝试为理解中国政治给出一种贯通式、整全性的新解释,为认识国家现代化的多样性和普遍性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与唯物史观的完整逻辑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理论地位及逻辑安排的争议及其解决,需要唯物史观“科学—人文”完整逻辑模式的建构.其中,“矛盾→规律→动力→作用”的科学主导的逻辑线索是清晰成熟的,而人文逻辑清晰的线索至今有待具体建构.在相对区分“社会”与“历史”概念的前提下,可以发现“历史→社会→现实的个人”的线索,即“科学—人文”融贯的完整逻辑与理论境界.历史合力论不是简单的理论注脚和修辞“解喻”,它完整体现了“科学—人文”逻辑的张力与融贯,是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统一,是唯物史观元理论的逻辑完成与历史经验的理论化境和深刻解谜,运用时应注意其与历史观上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界限.     

在史与论的统一中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向度

正一位大学同窗回忆起30年前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触时谈道,他的最大收获是当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思想历史来学,当作一个理论整体来学,至今受益匪浅。我对此也深有同感。史与论的有机结合既是学习之道,也是研究之道。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往往习惯于把研究的对象(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而非现实)区分为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把研究方法划定为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两种形式,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然而在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史与论往往不分家,虽然两者可以有一定的侧重或分工。     

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经验、历史与逻辑——对历史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阶段性评估

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学科主体自觉和方法论反思的结果。在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多元化以及由此引起的方法论之争的背景下,围绕如何更为有效地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历史政治学逐渐成长为一种具有理论雄心和学科抱负的方法论主张和学术潮流。历史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研究起点在于经验,经验的时空属性预置了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中的“历史研究”路径。对于包括历史政治学在内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来说,经验-历史基础上的逻辑呈现是社会理论建构的关键。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决定了历史政治学作为批判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和学术定位,同时也决定了其可能的成就与可能的风险。三年来,历史政治学在政治学概念创制和政治学议题拓展上取得了明显成就,但在实现(历史)政治学理论建构中“批判的自我呈现”一面尚待进一步努力。历史政治学发展中潜藏的风险源自于历史政治学与其经验基础的剥离,所以,从方法论上防范历史对经验的疏离以及逻辑对历史的疏离,重建经验世界的完整性、历史世界的统一性和逻辑世界的自洽性成为历史政治学后续发展的关键。从恢复和重建历史政治学理论建构与其经验基础的方法论通道的角度来说,“古典政治学”和“进程政治学”是历史政治学未来发展中较具...     

西方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主要问题,理论上也一直都是公共管理学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的热点。中外学者和思想家曾从不同角度在理论上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探讨,主要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的分离问题、政府与社会的界限、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等,上述研究是对过程历史问题反思与总结,也是对思想政治制度的建构。历史阶段、社会背景和研究角度的不同使学界对问题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也不例外,西方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对政府与社会关系都有所描述,对政治与社会关系的界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各种理论及学科之间也相互渗透,这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概念混淆,因此有必要对过程理论进行梳理总结。     

当代社会的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基于历史的逻辑视角分析

公共管理历经统治主导型、管理主导型和服务主导型三种模式,公民权利演进也历经权利虚无、权利扩张、权利平衡三个时期。二者具有历史逻辑的一致性、时空滞后与相互促进的特殊性。创新公共管理模式必须以公民权利为导向,以是否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实现,有利于公民共同事务的管理,有利于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为评价标准。无视或违背公民权利客观现实的管理模式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国服务型政府理论正是顺应时代潮流,遵循这个客观规律应运而生的。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历史启迪·理论逻辑·实践理路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既是从党的建设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又是面向新时代对党的建设内在规律的深入揭示,具有深邃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党的历史进程表明,党的政治建设是党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素。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是由党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的独特功能决定的,是由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完成党在新时代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由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和总体要求决定的。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关键要素,着力解决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规矩、净化政治生态、加强政治文化等要害问题。     

论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兼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发展时期的内在联系

1840年以来历史没有给中国提供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独立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导致1949年以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是中国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之一.1978年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实现了巨大发展与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的建设成就为1978年以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奠定良好基础.没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没有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这是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定性.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注重把握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定性,切不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     

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三维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人们坚持中国道路的重要前提,是深化中国理论的重要资源,是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制度优势深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深刻系统把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述中国制度与人类社会其他制度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中国制度不是自然形成的,其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国制度优势也不是天然存在的,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中逐步得到体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的表现形式,而制度优势的评价标准只能是实践,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一再证实了中国制度优势。